重德育、讲礼仪可谓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的精髓之一。然而，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这种传统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理解市场经济，但它的第一个前提却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这种经济活动的目的与我国传统的道德文明存在着“天然”的冲突。三十多年来，社会风气一定程度的恶化就是证明。 然而，我们不甘于道德的滑坡。党和政府，有识之士，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都在努力改变这种经济与道德的“不对称”。这种努力，一方面见诸每年从中共中央到各级政府颁布的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的文件。根据我们的研究，自1980年以来，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发布的直接或间接与学校德育有关的文件就已达80件之多。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工作者，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工作者不断探索学校德育的新思路与新模式。我们提出的制度德育正是这样的一种探索。 我们认为，针对我国存在的道德问题，要求加强道德建设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认为仅仅依靠道德建设就能改变社会风气，或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加强道德建设，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理论上讲，解决道德问题的最终办法不在道德本身，而在道德之外；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阻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固然有多种，但制度障碍却是最为根本的因素。正因为我们的各种制度还不完全是公平公正的，所以建设和谐社会还任重而道远。 不仅如此，制度建设对于学校德育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近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当然包括学校德育，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制度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特征。如果没有了制度，我们无法想象现代学校教育和学校德育是什么样子的。另一方面，从近二十多年来的德育改革来看，德育制度的变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初，以为是德育目标存在问题，提出不能用高大全的道德理想来要求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德育目标应该从“天上”回到“地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德育工作者普遍感到“老办法不行，蛮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于是认为德育方法存在问题，提出要实现德育模式的转型；到了世纪之交，在新课程改革的潮流中，德育工作者认识到，不只是德育课程存在不足，更重要的是德育理念存在问题，因此提出要以生活化的德育理念来指导学校德育的变革。种种努力之下，尽管今天的学校德育与20世纪80年代的德育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依然是问题多多，困难重重。只要我们走进神州大地的任何一所学校，就可以感受到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的重智轻德以及德育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等弊端。我们如何走出这种困局？ 制度德育应该是一种尝试。从1999年起，本人相继探讨了社会制度与个人德性的关系、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缺失、现存学校德育制度的缺陷、道德教育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指出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造成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以至今天的道德无序、官员腐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在肯定学校德育的重要性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学校德育的有限性，指出“制度德性比个人德性更具普遍性”，强调“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建设优先于道德建设”，“当前应该花大力气去进行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在学校教育中，“学校德育要重视德育制度建设”，克服以往德育制度“单向”、“错位”和“形式性”的弊端，“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在此基础上，2002年左右，本人正式提出“制度德育”的概念，联系社会道德社会实际和学校德育实践，系统地考察了制度与道德、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提出完善学校德育制度，发挥制度德育功能的一系列原则。至此，制度德育模式和理论初具雏形，同时也逐步得到了教育理论界同仁的认同与共鸣。为了进一步发展“制度德育”理论，本人以自己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为基础，组建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制度德育”学术团队，近年来对制度德育的基本理论，传统和现代制度的德育效用、学校德育制度状况及其改革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索，承担了“十一五”教育部重点课题——“制度德育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建立了实验基地学校，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今天，在“制度德育”研究十年之际，《教育研究与实验》杂志集中刊发几篇文章，一方面，反映和记录我们的思考与探索，另一方面，反思十年的发展历程，清理今后前进的方向。 展望未来，下一个十年，制度德育论将如何发展？本人认为，一方面，要完善制度德育论的理论体系，提升制度德育论的理论水平。要回答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如制度与道德的关系、社会制度实践与个体道德建构的关系，目前的研究还只是从道德哲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缺乏系统的社会历史考察，也没有完全揭示出制度环境下个体道德形成发展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另外，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不同类型的制度形式对学校德育的作用，以及个体道德发展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受制度影响的分支研究尚未起步，亟待加强。这当中要善于把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的制度解释转化为教育学的制度解释，把制度德育论发展成为具有批判精神和革命意义的教育理论，并适时深化、细化研究，促成分支学科的形成。另一方面，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校德育实践来检验和发展制度德育论。理论从实践中来，制度德育论是有感于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的缺失对学校德育的消极影响而提出的，同时理论要回到实践中去，制度德育论只有引导学校德育实践真正取得“实效”，优化了学校德育环境，改善了社会风气，培养出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说它具有教育价值和社会意义。制度德育论发展到今天，本人觉得一个重要的不足在于缺乏教育事实和行动的支撑。现实的学校德育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结构和运行状况是怎样的？又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学生道德发展的？如何改进和完善学校制度以促进学生道德成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入学生学校制度生活的教育“现场”，探索学校制度影响学生品德成长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在此基础上，推进学校教育制度乃至学校教育的整体变革。对此我们已经作了一些实证研究，包括问卷调查和田野观察，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我们虽然感到有些力有未逮，但仍然坚持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