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六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学话语史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于述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新中国教育和教育学的基本话语之一。“文革”及其以前,以一元化体制为前提,其主要学术功能是用“元理论”来整肃意识形态,重塑知识谱系,确立“社会主义教育”的自我优越意识。这又是一种以国家为单一主体的理论话语,它排斥一切社会或个人主体的学术创造努力,最终使“元理论”成了彻底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教育学史和元教育学探究,通过回到教育学知识和教育学实践本身去寻找、确立自主理论基础,中国的教育学摆脱了对于“元理论”的依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的文化选择和创造主体从单元走向多元,教育研究主体的自我定位和立场也多元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也通过进一步追问“谁的理论与谁的实践相统一”、“什么样的理论与什么样的实践相统一”,获得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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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11-0016-10

      题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中国的教育和教育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其间的教育理论纷纭复杂、变化多端,作为新中国教育学演变的历史回顾,本文不拟面面俱到,而将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一命题为中心,以知识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为视角,以话语分析为手段,呈现新中国不同阶段教育学的发展状态和问题。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时,“理论—实践”范畴就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理论和学术思维的一对基本范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对于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更具有统揽全局、贯彻始终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学界对于教育理论的性质、功能和生产方式的探讨,也直接或间接地与既定“理论—实践”模型相联,不管人们对它沿袭、改造还是发展。以之为中心展开立体、动态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新中国教育学的结构性变化和问题。

      一元化体制与“元理论”的形成和演化(1949~1978)

      中国现代教育学中的“教育理论—教育实践”范畴,以及教育史学中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实践”)范畴,在理论上对应着现代性的“理论—实践”范畴,在实践上对应着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国家主导和规划、思想领先、制度强制的教育发展路径之学术表达。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作为独立而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而教育发展的国家规划也步入了一个新的、更强有力的阶段。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该纲领在确定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任务的同时,也明确把“理论与实际一致”确立为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和科学文化的根本原则之一。

      “理论与实际(或‘实践’)一致(或‘统一’)”的思想,主要来自毛泽东的有关论述,集中体现在他自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运动以来的若干经典性著作中,如《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按照毛泽东的论述,理论和实际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②;如果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理论和实践一致”就是其科学性的重要规定;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则既是其科学性也是其民族性的要求。③其理论锋芒所向,是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学风和文风,是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自己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观点完整地表述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④

      从1949年到1950年代前半期,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伴随,文化教育领域也经历了规模空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改造和调整的结果,是一元化的高等教育和学术体制的形成。这一体制有几个重要特征:其一,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成了统一所有科学研究的“元理论”;其二,集中统一、国家计划,即建立起单一的公立教育体系和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全面纳入国家计划和规划的轨道;其三,建立起以教研室为基本单位,融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集体主义的“教育—学术”模式。上述几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

      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意义首先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研究者的思想,以使研究者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说明一切自然、历史和社会问题。1951年,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在该校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是这样阐述他对于思想改造运动的理解的:

      毛主席特别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目前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所谓在各方面实现民主改革,就是我们不仅在经济方面铲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也要在政治方面根本铲除地主买办军阀的独裁专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以保卫和发展革命的胜利;也不但在其他社会方面,都要实行民主改革,例如实行婚姻法,贯彻婚姻自由等等;而且必须在文化教育方面,肃清一切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意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而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带来的各种坏思想和坏习惯,如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等,则十分阻碍中国的民主改革和工业化。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必须建立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基础上,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这次学习运动的目的,就在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批判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确立革命的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以便彻底改革旧教育。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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