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享式增长与教育公平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无论是在制度变迁还是在经济绩效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大大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从1981年到2004年间，中国贫困率从64%锐减到10%，减贫人数占了所有东亚国家的81%。尽管成绩斐然，但令人不安的是，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发展的成绩并没有均匀地分布到各个收入阶层，较好的宏观经济数据可能掩盖了大多数人生活改善不理想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的权威调查表明，22%的居民反映生活没有提高，14%的居民生活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一些研究也与这一调查得到的结果类似，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呈上升趋势，农村收入分配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了明显恶化。[1][2]许多学者认为，制度和公共支出政策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人口处境相对恶化的情况，其中作为公共政策重要内容的公共支出则是导致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受益相对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公共支出面临两大问题：增长速度过慢和公平性较差。[3] 这一发展趋势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显然是不利的。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不解决，和谐社会的构建就难实现。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公共支出政策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使全体国民共享改革成果，就成为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自2005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提到过共享式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和一些研究机构对此也进行了诸多探索。2008年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认为推动共享式增长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推动共享式增长就是要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增长来创造机会，并保证机会平等，以惠及全体民众。 共享式增长是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增长理念，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而广为接受的定义。亚洲开发银行的庄巨忠博士将共享式增长界定为“机会均等的增长”；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教授则认为，共享式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地分享经济，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前者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识字率，以及教育、卫生、基础实施等；后者包括观念和感情等不可测量的因素。尽管学者们对共享式增长的含义有不同认识，但他们都强调共享式增长的核心是公平、平等与增长并存。具体来说，共享式增长是一种能不断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增长，表现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在共享式增长中，共享和增长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共享会带来高和稳定的增长，而增长会进一步促进机会均等与社会的共享性。 一般认为由政府来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和服务是实现共享式增长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不管是作为“慈善的专政者”还是作为“民主型”的政府，其提供的公共物品分配都被假定为是平均主义和公平主义的。然而，事实上许多重要研究显示，这一假设并不符合事实。格兰德(Grand)的研究表明在英国的教育、卫生、住房和交通等公共领域，中产阶级和富人才是主要的受益者。[4]公共支出的这种偏向性在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穷人家的孩子获得的教育机会显著少于富人家的孩子，并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呈递增趋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最低的20%家庭获得的公共教育支出仅为收入最高20%家庭的14%，一些国家收入最高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20%家庭的3倍以上。1997年世界银行对我国1993年初等教育支出的利益归宿分布的分析显示，无论从生均公共教育支出额的分配、享有公共教育支出份额的比例，还是教育需求的满足程度看，我国人均GDP最高的1/5地区都是最大受益者，而人均GDP最低、次低和中间的1/5地区都是公共教育支出的利益受损者。对高等教育支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收入水平较高的城镇家庭是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的主要受益者。[5]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并不公平，总体上是有利于高收入人群的。 二、公共教育支出的受益分配：经验证据 最近吸引西方学者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收入不平等是和公共教育支出的受益分配不平等相联系的。如波索尔(Birdsall)和朗德罗(Londono)发现，人力资本不平等（尽管并不特指公共教育）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效应。他们通过古巴和丹麦的大样本数据研究发现，1960-2000年间教育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导致这些国家随后出现显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6]波索尔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基础教育支出要少于高等教育支出，而高等教育支出的主要受益者是富人。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个问题尤其严重，而这些地区也一直以收入分配不平等著称。爱得森(Addison)和若何玛(Rohman)曾尝试系统解释穷人和富人间公共教育支出的巨大差异，他们的研究发现这其中收入不平等起了很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当控制人均收入、人口密度和其他几个变量不变时，基尼系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支出比就下降0.2个百分点。[7] 在我国，据有关调查显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大学生来源城乡之比大体为4∶1，至多不超过3∶1。[8]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当时我国城乡人口比例的平均水平为1∶3.2。换言之，占我国总人口76.2%的农村人口中大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0%，而占总人口23.8%的城市人口中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则高达80%。因此可以说，收入水平较高的城镇家庭是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的主要受益者。根据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对北京、南京和西安三城市14所高校135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大学生来源城乡之比为52∶48。[9]对照当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占总人口30.4%的城市人口中大学生所占比例为52%，而69.6%的农村人口中大学生所占比例为48%。如果将二者调整到可比水平，上世纪80年代城市青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青年的9倍，90年代则下降至2.6倍，不公平程度虽然显著下降，但仍很明显。从这次调查结果来看，如果将上海市样本包括在内，农村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足15%，也就是说，近70%的农村人口享受高等教育的数量占学生总数的比重不足15%。如果将上海市样本扣除在外，近70%的农村人口享受高等教育的数量也只有20%左右。可见，目前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主要是收入水平较高的非农村家庭。虽然我们还没有数据显示寻租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家庭收入不平等强化了子女在公共教育支出中的受益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