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2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81(2010)04-0005-06 许楣(1797-1870)，字金门，号辛木，嘉兴海宁人，晚清著名学者；道光十三年(1833)中进士，官至户部主事；著有《真意斋随笔》、《真意斋诗存》、《真意斋文集》、《删订外科正宗》、《钞币论》等，其中以《钞币论》影响最大。许梿(1787-1862)，字叔夏，号珊林，许楣之兄；也是在道光十三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府等职；著有《洗冤录详议》、《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等。许梿为许楣的《钞币论》写了序言和若干按语，故该书可视为兄弟二人合作的成果。《钞币论》刊行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是许楣为批驳晚清名目主义货币理论家王鎏的《钱币刍言》而撰写的一部专论，几乎将中国传统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发展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主要论及了三大问题：货币的本质及价值、王鎏钞法的实质及危害、白银外流危机。 一、货币的本质及价值 和一切金属主义货币理论家一样，许楣、许梿对货币的本质及价值的认识基本上是错误的。他们忽视货币的特殊社会性，不知道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片面地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固有价值较高的商品，金银等金属的固有价值较高，所以必然充当货币。由于不知道货币的真正本质和价值来源，所以他们把货币和商品的交换、金属货币和纸币的交换都视为普通的物物交换，把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纸币也视为商品纸，而不懂得纸币可以替代金属货币履行流通手段职能的道理。 许楣认为白银是最好的货币，这是由货币演进的历史和白银便于携带的物质属性决定的。他说：“以余考之，银之为币久矣，特未若今日之盛耳；上之用银亦久矣，特未以当赋耳。……魏、晋后金日少，银日多，而钱重难致远，势不得不趋于银。至明以银当赋，然后上下盛行。”[1]238也就是说，白银作为货币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进而强调说运用政府的强制力也不能剥夺白银的货币地位，“如欲尽废天下之银，是惟无银。有则虽废于上，必不能废于下也。”[1]238-239既然白银的货币地位不可剥夺，那么白银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许楣认为这是由白银数量的有限性决定的。他写道：“天下之物，惟有尽故贵，无尽故贱。淘沙以取金，金有尽而沙无尽也；凿石以出银，银有尽而石无尽也。天下之至无尽者莫如土，烧土以为甓，范其文一两，人必不以当金当银。造纸以为钞，印其文曰一贯，独可以当钱乎？且钞法之弊，非以钞之有尽也，正以钞无尽而钱有尽故也。”[1]241许楣的本意，是要借助纸币越多越贱的事实来否定王鎏鼓吹纸币是“不涸之财源”[1]238的谬论；但他的具体论述又超出了这一事实的适用范围，他试图用数量的多少来解释金银和其他商品的价值，认为数量有限的金银价值较高，所以能够充当货币，数量无限的商品价值极低，所以不能充当货币。这实际上是货币数量论的错误观点。 许梿则用一段按语对许楣的上述言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易，惟金银独否……时代有变迁，而此二物之重，亘古不变。锱铢则以为少，百千万不以为多。至于钞，骤增百万即贱，骤增千万则愈贱矣。”[1]241他还指出：“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也。”[1]250-251显然，许梿对货币价值要比许楣的认识多一点合理的成分。他认为金银作为货币，其价值是稳定不变的，不会像纸币那样因数量增加而变化，并据此正确判断商品的价值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 但是，许梿对货币价值的认识的主要内容是错误的。第一，他把金属货币(金银)、纸币都当作普通商品，并认为商品的价值“皆其所自定”，从而把金属货币的价值和纸币的“价值”混为一谈。其实，金属货币并不是普通商品，其价值和普通商品一样，都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人类社会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由商品“自定”的自然属性；纸币本身并无“价值”，而只是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如果说纸币有价值的话，这种价值不过是它的购买力，也就是它在金属货币制度下替代金属货币履行的流通手段职能，而在金属货币制度崩溃以后，纸币的价值则是它所能购买到的单位商品的价值。第二，由于不知道商品价值的真正内涵，他误以为金银的价值是“亘古不变”的。其实，金银既然是商品，其价值就不是绝对不变的，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发生一定的变化。第三，他不知道金银作为货币，其在流通中的价值不会因数量增加而变化，是因为它们具有贮藏手段职能，一旦其数量超出商品流通的货币需要，超出的部分就会自动退出流通领域；而在主要流通金属货币的条件下，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由于不具备贮藏手段的职能，当其数量超过商品流通的货币需要时，就不会退出流通领域，因而不断贬值。第四，他和许楣一样只指出了纸币越多就越贬值的一面，而未指出纸币越少就越升值的另一面。 总之，许楣、许梿对货币本质及价值的认识虽略有不同，但都是一种典型的货币拜物教思想，在哲学上都体现了客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念，因而在理论上几乎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从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他们对货币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又是符合当时中国货币制度的实际情形的。当时，中国刚刚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尚未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银本位币制，白银虽然是中国主要的通货，但大多是原始的秤量货币，而不是近代的银铸币(当时流入中国的洋钱虽是银铸币，但被视为异端)。而且，许楣、许梿对货币本质和价值的认识，也是他们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纸币流通的失败历史之后得出的结论。[1]236-238中国自北宋产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后，南宋、金、元、明数代政府都曾发行纸币，又都以引发通货膨胀、信用扫地而告终。这也为许楣、许梿形成金属主义的货币认识提供了客观依据。此外，尽管许楣、许梿对货币本质及价值的认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其目的是为了反对王鎏的滥发纸币主张，所以也就具有了历史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