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幕末日本的开放，日本人开始走出国门观察外部的世界，紧邻的中国成为其最初的主要考察地。幕末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几乎来自汉籍以及往来于中国各出海港口与长崎间的中国商人的口述；而史籍里所呈现的中国社会状态足令日本人对大陆充满了憧憬。然而当日本人在经历几百年的自我禁锢后又重新开始亲身体验中国社会时，他们霍然感受到现实中的中国与理想世界里的中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落差，惊诧之余，失望抑或惆怅的情绪不免油然而生，大概这便是近代日本对于中国的憧憬情怀崩溃的起端。 在1873年《中日修好条规》生效前，日本人出入中国受到限制。日本人首访上海发生在1862年，在荷兰人的中介下，一个小型的幕府使节团对上海进行了贸易观察，并与当时的上海道台有过接触，希望能够援引上海无约小国章程之例，在沪通商，设领事官。①当时跟随上述使节团访问上海的尚有数名日本商人，他们携带着一些日本特有的海产品，以尝试对华海产品的直销。②由于中日间没有结成西方近代性的通商条约关系，虽然1860年后的中国对外通商口岸已由5港增加至16港，但日本人在中国的贸易活动似乎仅局限于上海一口。为打破这一贸易受限状态，1868年，日本政府又经英领事温思达之手，向中国政府转送日本文书一件，要求与中国正式通商。③然而中国政府抱着传统的上国心态，对于日本意欲与中国开启近代国际关系往来的愿望并不热衷，以致拖延至1871年，中日方有《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又经两年的磨合，才最终完成约本批准书的交换。由此可知，在《中日修好条规》生效前，近代日本早期的对华贸易基本是传统中日贸易状态的延续。 中日两国结成近代国际关系后，根据通商章程，日本人可自由出入的中国贸易港口有上海、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牛庄、芝罘、福州、厦门等15口。不过，到1892年，日本在中国开设商业机构的口岸仅限于上海、芝罘、天津、汉口、福州等几口，而且所开商行举步维艰，其存活率不高，这与日本最初的对华贸易抱负有着差异。④对华贸易受挫，原因有多种，对于中国贸易环境缺乏深入了解是主要原因。结果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中国进行方方面面的调查成为明治时期乃至明治以后日本的持续性行为。 日本国会图书馆从2005年4月起，在馆设网页的电子图书栏目上陆续录入馆藏日本明治时期刊行的所有图书。笔者在这批电子图书中搜寻到201种明治日本人撰写的中国纪行。这些纪行基本由当时的日本人根据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旅行经历撰写而成。从撰写人的身份看，有政府官员、军人，有半官方色彩的新闻记者，有政党人士，有结社组织的成员，有民间文人、商人等；从纪行所反映的内容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方方面面，可说是对中国全方位的考察；从纪行所刊行的年月看，明治27年(1894)以前刊行的纪行有25种，明治27年起至明治38年间刊行的纪行有115种，余者皆为明治38年以后刊行的图书。上述数据表明，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的旅行受到严格控制；而1895年后，日本出入中国的自由度大幅提升，前来中国旅行、考察的日本人亦随之增多。随着对中国地理环境、风俗人情、贸易需求的深入了解，日本政府以及民间贸易机构不断调整着对华贸易策略，即由盲目操作逐渐转向思路清晰，至1905年，日本宣称对华贸易已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⑤ 据此，近代日本对华贸易由逆转顺的关键原因在于其对中国所实施的充分大调查以及鉴于种种调查基础之上的对华贸易发展方向的调整。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中国纪行在国内鲜为人知，而这批纪行图书所提供的丰厚信息足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以及民间对中国所形成的新观念的状态以及以此为基础而确立的对华系列政策的始末。本文仅旨在通过对其中数种纪行的分析，并结合各种相关资料，来揭示近代日本对华贸易由逆转顺的发展过程。 一、盲目投资阶段与在华贸易状况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涉外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移至上海，到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已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究其原因，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的产区大都接近上海。例如茶叶，不仅江西、安徽、浙江所产茶叶运到上海方便捷近，即便福建武夷山的红茶，运到广州，全程需要6周或2个月，而运至上海则一般只需28天左右；再如中国出口的生丝，大部分产自江浙的太湖地区，产丝最多的湖州府距上海只有两三天的路程，其间河流四通八达。⑥上述资料表明，到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一个打算在中国开展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家，其首选港口城市似乎非上海莫属，就像刚刚打开国门、走进世界意欲开拓商机的日本商人那样，他们顺其自然选择了上海作为其展开对华贸易的突破口。 如前述，日本人首次访沪在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又陆续增开长江和华北各口，上海由此在中国涉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甚至到19世纪末，尽管有些远洋航线可以直达某些北方口岸，但是由于大多数远洋轮船都集中于上海，而沿海沿江各埠与上海的水陆交通又很方便，上海仍不失为中国涉外贸易的转运中心。例如，1894年上海从国外进口总值9 326万海关两，其中有6 261万海关两，即占总值的67％是转运到其他通商口岸的；出口总值5 842万海关两，其中来自其他通商口岸通过上海转口出口的数量为2 905万海关两，占出口总值的一半。⑦ 据冲田一所著《日本和上海》一书载，1868年，日本商人在上海开设首家商行——田代屋；1871年，增设荒木屋；1872年，续开崎阳号；1873年，复设开通号。其中，荒木屋、开通号、崎阳号因经营不善，相继于1871年12月(开设当年)、1875年、1886年破产关闭。⑧上述商行似乎只是一些贩卖日本杂货的商铺，并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洋行。《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一书所罗列的数据表明，直到1873年，才有首户日商洋行在华设立；甚至到1876年，日商洋行的在华户数仍然是1户；1877年，虽猛增至9户，然两年后的1879年，却跌至2户。⑨由此可见，日本在上海的早期经营十分惨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