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5-0113-08 加藤繁(1880-1946)是中国几代学者都十分熟悉的名字，他的论文早在20世纪前叶就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性研究，使得中国经济史成为日本史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而他的名字也就同这个学科紧紧联系在一起。日本学者关注加藤繁的研究，中国学者也不曾忽视过。1952年，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在日本艰难出版后不久，吴杰就着手进行翻译，中译本分成三卷，分别在1959年、1963年和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祖国宝岛台湾的华世出版社也作了翻印。至于另一部给加藤繁带来莫大荣誉的著作《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1944年就组织人员翻译印行中译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在1974年重印，中华书局也在2008年重版。这两部著作是加藤繁四十余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双璧，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必读之作。 加藤繁1880年出生于日本松江的武士家庭，父亲内田虎次郎是松江藩属臣三谷权太夫的家宰，虽然秩禄不太高，却属于日本社会中士农工商四阶层之士族门第，在等级社会里颇感自豪。加藤繁2岁时，出继给松江藩士族加藤文八。其时，明治维新早已成功，武士不但在政治上没落，家庭也陷入经济窘境。加藤繁的生父内田虎次郎只能沽酒谋生，养父加藤文八则充任狱警。所以，士族门第并没有给加藤繁带来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所能给予他的恐怕只是社会优越感和良好的教育。 在日本，旧门第虽然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但是，社会上乃至人们的观念中，依然对旧门怀有某种仰慕。士族出身者自然带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其后来的人生成长或许成为包袱，或许转化为自我的激励。加藤繁显然属于后者。至于教育方面，一是家庭环境的熏陶，如内田家颇有艺术修养，影响了加藤繁终生喜好绘画。二是汉学教育。江户幕府时代，是日本汉学的又一高峰期，特别是该时期的汉学深受清朝“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儒史结合，实学唯重，故世家子皆具汉学修养，引以为荣。子弟自幼即受熏染，加藤繁后来选择研究中国，与此颇有关系。其养父虽然不是个学问家，却从小教他诵读《四书》、《孝经》，打下汉学根基。故加藤繁小时候就对汉学怀抱兴趣，在中学时期，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句读《十八史略》和《史记》。汉学根基是日本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一大长处。江户幕府时代以来，日本学者能写流利的汉文、汉诗，亦善书法，其教育与中国颇有相同的一面。近代西学传入之后，汉学不曾废弃，故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学者，汉学亦精。此传统至少延续至20世纪前叶出生的学者身上，我同这批学者广泛接触，也翻译了不少他们的学术论著，让我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西学理论，不如说是汉学根基。以西学规范，做汉学实证，是我对他们的基本认识。此传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为改变，蒙学彻底终结，汉字汉文都是在学校现代语文课程中接触学习的，传统的字义训诂的训练没有了，故此后的学者对于古代汉文的理解，与战前学者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理解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时必须注意的方面。 加藤繁这一代学者，知识体系是在以蒙学为基础的汉学环境下建立起来的。至于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则出自两个看似偶然的原因。 第一，中学时代，加藤繁曾经沉迷于小说和绘画，一时学习成绩急剧退步，受到老师和父亲的斥责，令他重新思考学习志向。此时，他读到了三宅雪岭《真善美日本人》一文，其中谈到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宏远伟大，要做一个真善美的日本人，首先应该深入了解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加藤繁深以为然，遂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方向。 第二，中学毕业后的加藤繁，为求学来到东京。1901年进入国民英学会学习，翌年夏季毕业。秋季考上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①从家庭经济情况考虑，加藤繁选择了不通过“高等学校”②而直接进入专业学习的“选科”，这样可以提前毕业，早日参加工作。当然，加藤繁也为此付出代价，在毕业时未能获得文学士学位。这时的东京大学废除以往的推荐制，学生必须提交论文申请毕业。1902年10月，内田银藏等人成为东大第一批通过论文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这刚好是加藤繁进入东京大学不久后的事情，引起他的高度关注。他阅读了内田氏的论文，这是一篇研究日本古代土地制度史的专论，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时期，他还阅读了若干研究英国经济史的著作，感到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尚未开拓的领域，暗下决心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这个决定，使他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结下了40多年的缘分。 1906年3月，加藤繁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于7月顺利毕业。这篇论文，从1911年到1912年在日本史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杂志《史学杂志》上连载。显然，他的研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并引起重视。 毕业后的加藤繁受聘担任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管理科副主任，兼任法政大学预科讲师，讲授汉文学。1907年11月，加藤繁转到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工作。该会的事务所设置在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即今法学部)内，加藤繁负责调查清朝土地制度、产业和货币等问题。 1915年，台湾旧惯调查会解散，加藤繁迁居和歌山县和歌浦海滨，在这里住了两年，重新研究起中国经济史来。1916年，他完成了《古田制的研究》一书，同年8月由京都法学会出版。这时，他把眼光从田制史转移到财政史，其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期间，加藤繁仔细研读了清代学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撰写了重要论文《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论帝室财政之一斑》，连载于1918年至1919年的《东洋学报》。也就在这个时期，加藤繁意识到要研究财政史，必须详细了解货币史。后来，他回忆这段研究路程时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