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0)03-0102-05 近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问题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单就农村工业化问题而言，已有诸多著述。这些论著或着眼于农村工业的历史变迁[1]，或偏重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阐释与比较[2][3]105-108。但与农村工业化思想相关的工业分散化思想却绝少提及，比如，工业分散化与农村工业化二者关系，工业分散化的制约与促进因素，国民政府农村工业的政策设计与实践效果，战后农村工业迅速衰落的原因，等等。本文力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以期为当代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提供另一种分析视角。 20世纪30-40年代“工业分散化”的呼声甚嚣尘上，至抗战前后达到高潮，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首先，近代中国城市的畸形繁荣与内地、农村的日益衰落要求工业区位布局合理化。20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农村持续的社会危机面前，城市经济与内地农村经济的均衡发展问题开始得以重视。时人云，“以工业之地理分布而言，过去以政治、社会、交通以及机材动力之供给等关系，大部分均集中于沿海及黄河长江下游两岸。……战前上海各类工业大半皆有，所缺者甚少，厂数约占全国百分之六十，若加入沿海各省而言，更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自五口通商以后，中国工业化发展仅限于沿海几个城市，“内地和农村的工业化还根本谈不上，今后究应采取何种方式，颇有商榷之余地。发展大规模之都市工业，问题甚多”[4]。 其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革命在英国完成以后，世界工业发展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资本、劳动力迅速集中于城市，形成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城市病”。一些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设法改变这种局面，方法是将工业转入到农村，以寻求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5]7。出于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国内不少学者纷纷介绍国外发展乡村工业的经验。1934年，《大公报》撰文报道了日本农村工业化运动，指出农村工业是日本克服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6]。1936年，该报时评又详细介绍了世界工业分散于农村的新倾向，该文以美国为例，指出当时提倡工业机械化的福特公司，却也是提倡田园工厂及农村工业最为积极的：其所办的田园工厂，“专事制造汽车头灯与尾灯，在别地方之福特工厂，或制螺钉，或制引擎，或制零件，总之各极分工之能事”，原来为一万人或五千人左右的工厂，“今则散为若干小工厂，每一小工厂，雇数十人至一二百人。在郊外或乡村，设施、地价低廉，工人生活较佳，工资亦较低”，文章认为，此举“不仅使都市与农村经济有适当之沟通，并可减少都市之畸形发展与农村破产尖锐化”[7]。 最后，就国民政府而言，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工业布局配合国防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致力于经济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注重城市工业的发展，从经济原则上讲无可厚非。选择工业区位原则上应以经济合理性为标准，适宜的区位可以节省生产成本、便利经营。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上来规定工业建设区位，还要兼顾其他因素。“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认识到中日之间战争不可避免，故筹谋工业的分散化。1932年12月19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开发西北案》、《发展工业提案》、《救济农村案》。此后，国民政府历次会议的提案均从积极充实国防经济建设、重视工业建设区位抉择的角度考虑，将经济建设纳入军事保护的考量，正视内地和农村工业开发的迫切性。国民政府预见到，“设战事一旦爆发，海洋交通隔绝，外货来源阻断，举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极度之恐慌，届时即无强敌之侵入，我亦将因社会经济之混乱而自行溃亡也”[8]388。 当时的中国工业也初步具备了分散化的某些技术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电力和内燃机的运用，“电力的应用把工业的区位改变了，……内燃机的发明和在运输上的运用，卡车和公路的发达，更使货物的散集不必集中在少数据点。电话和航邮又使经营上的往来减少了密集的需要。这种种技术上的进步，使分散工业不成为幻想了”[9]104-105。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朝野上下所讨论的工业分散化问题，实际上既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包括工业布局的空间调整这两条主线，其中，工业布局的空间调整主要与当时的时局威胁有关，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与中国固有的农业社会结构特征有关。虽然，政学两界对于工业分散化的着眼点不同，但对于发展农村工业，二者有某种程度上的共识。 工业分散化要求工业在布局上要尽量考虑分散，避免过于集中于城市，而发展农村工业是其惟一途径。由于中国城市工业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发达，发展乡村工业不能完全依靠城市工业的移植，相当一部分还得通过就地兴办乡村工业来实现，这也就不难解释当时大部分主张工业分散化的学者却也是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对此，学者韩稼夫作出了解释，“农村之工业化，就农村经济的立场论之，系为发展农村固有的各种手工业，由工具，技术及组织方式的改良，以增加农业经营的收益。就工业经济立场论之，农村工业化又为新式工业向农村分散之唯一途径，以工业资本移就农村过剩之劳力与低廉之工价与原料，藉图生产成本的减低”[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