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10)03-0011-10 汉昭帝史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西汉朝廷以年仅十三岁的昭帝的名义颁旨，在京城长安召开了由政府与社会两方面人士参与、就武帝遗留的经济政策和由之引发的各项关于政治、治乱得失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的所谓“盐铁会议”。览阅桓宽编篡的会议记录《盐铁论》，每每惊叹于两派人士精彩纷呈的争论。然而仔细缕析他们的立论、意旨，却发现唇枪舌剑的锋势之下不见矛盾的荡然解决，于是感到会议缺少些什么，并因之联想到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的相关特点，以及一仍旧贯的历史延续性。 一、导论：盐铁会议的召开 盐铁会议采用朝野对话的形式，以“问民间疾苦”(《盐铁论·本议》，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作标榜，显示出中央政权的某种开明。但情形远没有这么简单。武帝时期的“霸道之治”所促发或加剧的社会矛盾积压已久，在他去世后得以公开化。代表豪强地主势力的大将军霍光虽未在会议上露面，却是幕后的主要策划者。他充分利用了社会不满情绪，将国家经济政策之利弊付诸公论，为与主持财经事务的御史大夫桑弘羊进行权力角斗作舆论准备。作为民间代表的贤良文学派，有的来自或荐自“豪富民”，固然替其说话，重要的是他们皆系地方上有声望的儒生，素以“匡君救民”(《非鞅》)自命，今“怀六艺之术”(《刺复》)赴会，故可真诚地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会议讨论的内容其实已经逾出经济政策的藩篱，延伸为经济思想、道德观念、政治信仰和学术原则的深层交锋。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后，先秦时代锋芒毕露的百家争鸣表面上归于沉寂，却部分地转化为儒学内部的派系纷争，由此不难理解盐铁会议上骨子里铭刻着法家哲学的御史大夫派(包括桑弘羊和其属下御史以及丞相史)能够采撷儒家经典语录当作辩论的依据。即便这时的儒家也不再像孔孟时代那么纯净了，同样历经沧桑之变，掺杂了其它各家的思想，譬如贤良文学派津津乐道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类，原本为黄老道家的说教。所以，这次论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景观，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色彩。 二、争辩的由来、焦点及双方的误区 两派的争论从评议武帝对匈奴作战以及现在要不要嗣续这一国策开始，但王道与霸道之争的焦点则在经济政策上，因为汉初数十年的物质积蓄远不足以供给大规模的武力讨伐，盐铁管营、酒榷、均输、平准等经济举措缘自筹集军旅之需，所以经济政策的废立与否构成双方的歧异。概而言之，“舒六艺之讽”(《杂论》)的贤良文学派之迂阔与“言利事折秋毫”(《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的御史大夫派之精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仔细推敲也不难发现，前者陈腐的论调中不乏对现实矛盾的真实暴露，后者务实的言谈里亦颇多对现行政策的刻意粉饰。 两派几乎在所有提及的议题上都各树一帜，攻讦不已。现择其端要，解析于下。 首先是在禁榷制度上的分歧。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统一铸钱是西汉王朝运用政权力量干预经济事务的主要举措。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社会里，铁器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谓“铁，田农之本。”(《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铁器，民之大用也。”(《水旱》)“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禁耕》)食盐更是生活须臾难离的生活资料，所谓“盐，食肴之将。”(《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酒则直接依存于粮食的生产与消费。而没有货币，商品经济成分便不复存在。这几种商品既关涉到国计民生，又提供产销两旺、赢利最大的工商业利润。御史大夫派坚决主张由官家垄断此类商品的产、运、销的直接专卖形式，禁止私人染指，不仅是出于聚敛财富的权宜考虑，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央集权体制下经济统制与政治控制的关系。针对贤良文学派们称羡的文景之治，桑弘羊指出：“文帝之时，纵民得筹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筹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错币》)御史大夫派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认为唯有君主才有权支配自己的私有财产，也惟其如此才能公正地代表众人的利益，否则就会酿成祸乱：“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治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倘“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禁耕》)这就是御史大夫派忧虑的“民有相妨之富”(《错币》)。正是鉴于经济权的分散会导发政治纷争的后果，“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刺权》)御史大夫派一语破的：“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复古》) 贤良文学派没有正面回答中央集权国家是否需要集中财权，但明确指出“相妨之富”的灾祸来自政府，而不是民间：“夫权利身者，不走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禁耕》)从“天子藏于海内”的儒家财富观出发，他们认为朝廷独占山海是造成一切纷乱的根源，所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禁耕》)，于是得出结论：“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错币》)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更多地揭露和谴责禁榷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恶果。首先，国家涉足工商领域，私人经营者自然不是竞争对手；加之官吏个人往往直接从事货殖谋利，必定出现“因权势以求利”、“为权利以充其私”的局面，使得“刍荛者不能与之争泽，商贾不能与之争利。”(《贫富》)这里，贤良、文学们虽然没有区别开政府的组织活动与官吏个人的营私行为，却暴露了两者恶行结合的危害。其次，政治干涉经济，官营工商企业以行政命令、统一计划和衙门管理的方式经营，滋生出诸多戕害人民生产、生活的流弊。其中，铁器的官营制造和专卖尤其招致非难。在《水旱》篇中，贤良历数对消费者的各项损害：1.统一规格。“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足用”。2.统一价格。“壹其贾……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3.质量低劣。“器多坚
，善恶无所择。”4.购买不便。“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5.强迫人民购买与服役。“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与此相反，贤良十分眷恋私家生产和自由买卖的种种优越之处：“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约。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诸发，民便之。”贤良文学派对铁器官营的批评与对自由经营的肯定也适合其它几项商品。在他们看来禁榷制度坏在一个“官”字上，所谓“一官之伤潜力。”(《禁耕》)尽管贤良、文学们在相当程度上披露了真实情况，也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他们并非从市场的角度发难，自觉地把价值规律作为评判的尺度。本质上，他们属于顺其天然的自然经济观，或者说一种在自然经济范畴内允许简单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以自发调节经济生活的小生产者意识，无为而治究竟不能与自由经济画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