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3(2010)01-0167-08 近20年来，“网络”研究成为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热门课题。90年代至今召开了多次关于中国商业网络的会议，同时有大量采用“网络”视角的论著问世。本文旨在介绍“网络”研究兴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回顾“网络”视野下与中国企业史相关的研究，指出此类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一 “网络”研究的兴起 “网络”研究的兴起肇因于学术界探求二战以降亚洲经济腾飞的内在动因，而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其提供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背景，同时该类研究还反映出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蕴含着发现中国-亚洲自身历史的学术关怀。 1.缘起：亚洲经济神话探因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苏，196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197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先后崛起，1990年代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系列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神话引发了经济学、社会学学者对其原因的思考。 研究者很快发现，这些经济成功在外围现象上的共同点——以基于密集型劳动产业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为起点，不足以说明该地区各国间的差异以及经济高速发展的深层原因。对于亚洲的经济成长，继80年代盛行的儒家文化说之后，韩格理等人在90年代初进一步提出了“商业网络”的解释模式。① 1989年举办的“东亚、东南亚的商业网络与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此后关于亚洲商业网络的讨论奠定了基调。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为考察不同华人社会中的商业网络提供了大的理论背景，并对亚洲商业网络进行了初步的个案和比较研究。这些研究以文化、信用、亲缘、地缘等概念为关键词，构筑起亚洲型资本主义的框架，形成了中西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并将“网络”确定为研究亚洲经济的主要单位。②此后，尤其是在亚洲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华人网络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功过问题，引发了学界长期激烈的争论。③ 2.背景：制度变迁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式，揭示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④该理论激发了更多学者关注制度因素及其背后的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正式制度相比，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更加稳定，更接近于特定文化的内核，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也更直接。⑤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基础上的网络正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所引起的非正式组织，因而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此外，社会资本理论也引起了研究者对网络的兴趣。该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中，是一种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这种网络结构观突破了资源只有通过占有才能加以运用的地位结构观的认识局限，凸显出利用社会关系来实现目标的重要性。⑥社会资本理论一方面为研究者以商业网络来解释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成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表明了凭借社会关系获取回报的普世性，进而提出了何为亚洲商业网络特殊性的课题，这也使中国-亚洲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商业网络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3.内核：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 19世纪欧洲率先完成近代化后，西方发展模式成为衡量世界其它国家、地区发展进程的标准。二战后至70年代海外研究亚洲史尤其是中国史的三种主流模式，即“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以及“帝国主义”均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抹杀了亚洲社会自身变化的能动性。⑦ 20世纪后期，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迅速崛起，展现了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近代化道路。这一现象促使研究者对西方近代化模式进行反思，同时也开始在亚洲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亚洲近代化的内部动因。⑧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中心观”逐步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范式。与此相应，在中国商业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西方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而以往被忽视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⑨ 这种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使亚洲史和中国史的研究不再束缚于与西方相关的若干方面，也开始注意到难以用“传统-近代”二元演变模式来解释的一些领域，由此深入探究亚洲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在这一趋势中，“网络”研究成为挑战西方中心论、书写亚洲自身历史的有力工具。 二 “网络”视野下的中国企业史研究 “网络”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也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这一视角并未囿于对亚洲现状的探讨，也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⑩企业史以企业这一社会经济机构为切入口，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一些在“网络”视野下进行的研究虽不以企业为直接的考察对象，但也跟中国企业史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将“网络”视野下与中国企业史相关的研究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对商帮、商会等商人团体的研究，不少学者都将网络视作商人团体成功运作的关键。李焯然分析了关系网和信用制度对中国近代晋商票号业兴衰的影响。(11)汪雷认为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建立了基于血缘、地缘的商帮网络。(12)黎志刚通过对香山商人的研究，指出网络即资本，血缘及地缘网络的形成亦以减低交易成本为前提。(13)李培德考察了早期香港及粤籍买办如何利用既非市场、又非制度的人际网络来开展商业活动。(14)应莉雅的研究表明天津商会构筑的组织网络具有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15)天津商会的制度化对完善商人组织网络运行机制起到了积极作用。(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