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民运动论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乔兆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商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方式和目标受到辛亥革命后民族思潮的启迪和不断兴起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及农民运动等其他阶层的民众运动的深刻影响。南方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发动中小商人参加国民革命,壮大革命力量,完成国家统一。波及全国的商民运动对北伐的成功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小商人希望通过商民运动改善自身命运的目标在民国政治背景下无法实现。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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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6-0150-10

      本文论述1920年代中国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的发展脉络和总体表现,力图重建有关商民协会的史实,以论证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等问题。分析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的缘起、在大革命中的贡献和消亡原因,探讨国民党从军政到训政过渡期民众运动方针政策的变化,有助于深化国民党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研究。

      一、研究缘起

      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人团体是近年史学界关注的领域。以往学者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多侧重于清末民初,而又多在“资产阶级”“现代化”等理论框架下进行,对各个地方各个时期商人的经济状况、政治诉求、政治活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与民国时期各个政府、各个政党的关系尚有很多问题可进一步探讨。至于中小商人的活动,现有的研究更显薄弱,为进一步研究留下较大空间。商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毋庸置疑。作为商人团体,在中国近代社会频繁动荡的年代里,商会以“联合各业,振兴工业,齐一商会”为宗旨,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政治上也有其独特的作用。但在北伐前后,中国的商人团体中出现了新事物,就是各地商民协会纷纷成立,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个阶段商人团体的研究远逊于对清末民初时期。

      张静如、刘志强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一书,注意到“在北伐战争前后,商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各地商民协会的出现”。并通过对1920年全国26省商会数及1927年中国商民协会数与会员数量的对比,得出“商会总数并无明显增加,但会员数却大幅度增长,几乎增加10倍以上”的结论,认为“1920年以后的全国商业仍在继续发展,商业工作者的队伍还在扩大;许多中小商人进一步摆脱旧式行会的影响进入商会”①。显然,作者把商民协会视作在旧有商会基础上的发展变化,而没有对两者的区别予以足够的注意。

      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②,“政府对于工农团体与商人团体均等尊重”③。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国民党“二大”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是受到高度重视的。然而,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多数有关大革命史的论著及资料汇编,如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黄修荣的《国民革命史》和《国共关系七十年》等等④,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很重视,对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予以一定关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

      曾宪林主编的《国民革命事典》一书,系统地反映了国民革命史上的各个方面,却忽略了商民协会及商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只是在第1编“政党”中,在介绍和论述各地党部的具体情况时,介绍了商民部的成立状况⑤。在第12编“典章制度”中,收集了《商民协会章程》,认为此章程的颁布,加强了商民协会组织上的统一,保护了商民利益,促进了北伐。

      民众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6年3月20日,针对段祺瑞屠杀人民的暴行,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敬告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全民运动——工农商学兵妇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运动在进行计划决议案时指出: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1)农民(2)工人(3)商人(4)店伙(5)各机关职员(6)学生。

      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民众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领导下兴起及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反共“清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民众运动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在形式上,并没有公开废除大革命时期的章程、条例,仍继续使用大革命时期民众运动的革命话语。等到在全国建立起统治以后,国民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这时,便公开对民众运动的政策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权力机构的不同部分对民众运动的政策也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但以往论述1920年代国民党民众运动的著作,很少把大革命前后两个时期连贯起来加以研究,也很少对国民党的有关政策、法规结合当时的语境作深入分析。

      当然,也不乏一些优秀论著。关于国民党与民众运动的研究,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是一部谨严的高水平的著作。作者指出1920年代的中国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逐步政治化,一是由原来“五四”式爱国运动,注意外交问题,转而注意内政问题,学生作校内“民主化”的抗争,同时又走出校园作政治运动;二是学生运动激进化,再进一步就是革命化,与政治反对运动合流;三是和新兴政党合作,结果学生组织被政党汲引,学运遭政党把持,“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⑥。这一著作的思路,予笔者研究同一时期的商民运动以很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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