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唐代铸币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不过对于唐代铸币量的研究却几乎没有，仅有的研究也只是针对玄宗时期“岁盈百万”这条有争议史料的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讨论唐代铸币量的变化。 唐代的铜铸币大体有两种：一为官方法定的铸币，一为私铸或盗铸的铜钱。本文主要讨论唐代官方的铜铸币量的变化。 一、玄宗时期铸币量的变化 史籍中有两处关于玄宗时期铸币量的记载值得我们重视。一处是学者们认可的杜佑所记载的“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①此记载较清晰地记述了天宝时期铸币的基本情况。②一处是《唐六典》“诸铸钱监”注文中载“今绛州三十炉，扬、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③据这两处记载我们可以去推测玄宗开元时期的铸币情况。 通过对比两处记载，我们发现在铸钱炉数上有出入，《通典》记99炉，而《唐六典》记89炉，少润州的10炉。由于《唐六典》的记载未说明是何时情况，这就使我们无法判断《唐六典》记载的情况为玄宗何时的铸币情况。另据《新唐书》“(开元)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④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唐六典》所记当为开元二十六年宣州置钱监后的情况。但是为何《唐六典》只记载了宣州10炉，而未记同为开元二十六年置监的润州10炉呢？笔者认为这并非是《唐六典》漏载，而是《唐六典》成书时润州钱监可能尚未建成。因此《唐六典》成书时间是我们解释这段史料的关键。 关于《唐六典》成书进上的时间存在争论，韦述和刘肃说是开元二十六年，⑤《唐会要》记为开元二十七年二月进上，百官称贺。⑥不论哪种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最晚在开元二十七年初《唐六典》已经进上，当然其成书要早于这个时间。我认为《唐六典》在开元二十六年终进上，二十七年二月宣示其事。⑦因此在开元二十六年底前《唐六典》已经撰修完成，据此笔者认为《唐六典》所记为开元二十六年润州钱监未建成前的铸币情况。 《唐六典》成书时润州钱监尚未建成是有可能的。唐代钱监的设置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史籍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如：宪宗元和六年“河东节度使王锷奏请于当管蔚州界加置炉铸铜钱，废管内锡钱。许之，仍令加至五炉。”⑧“其年六月起工，至十月置五炉铸钱，每岁铸成一万八千贯。”⑨由此可知，原来已设过钱监的蔚州，此时复置五炉费时4个月，可以想见新建钱监所需时间也不会很短。因此，润州钱监在《唐六典》成书前因未建成而未被记载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于玄宗时期铸币情况的记载还有一条很有争议的史料，“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⑩张泽咸先生认为“所言可能有误”，(11)汪圣铎先生认为引文措辞含糊，令人难以置信。(12)但是两位学者并没有具体讨论。徐东升先生认为杨於陵关于开元年间铸钱“岁盈百万”的记载是可信的，并认为“岁盈百万”应发生在开元十七年之后。(13) 我认为开元中“岁盈百万”的记载如是事实，那也是个别年份最高铸币量记录的记载，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岁盈百万”还需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但是“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的记载却是可信的。据上文可知开元二十六年，天下铸炉为89炉，去掉开元二十六年设置的宣州钱监的10炉为79炉。我们可以判断79炉是开元二十六年宣州设钱监前的铸炉数。另据刘秩针对张九龄在开元二十二年提出的“放铸”的建议而提出的看法“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14)据此可以推断从开元中到开元二十六年宣州设钱监，铸炉数一直为七十余炉，而79炉的可能性很大。 综上，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玄宗时期铸币量的变化。参见下表。
第一，开元中：共9州置11监约79炉，79炉的规模保持到开元26年宣州置监时，每炉年平均铸币量最高达到1.2—1.3万贯，个别年份岁铸币量可能达到百万。第二，开元二十六年润州钱监未建成前：共10州置13监89炉，89炉的规模保持时间很短，从宣州置监到润州置监完成也就几个月时间。开元26年的铸币量约29.4万贯。第三，天宝中：共11州置14监99炉，99炉的规模从润州置监完成保持到天宝年间。年铸币量达到32.7万贯。 二、代宗和德宗时期的铸币情况 唐代的铸币量在代宗时开始锐降。据《旧唐书》“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钱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从之。”(15)此史料反映的是德宗建中元年铸币的基本情况，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代宗末年铸币的一些线索。我们完全可以把建中元年停罢的江淮七监(扬州2监、宣州2监、鄂州1监、郴州1监、润州1监共45炉参见上表1)4.5万贯的铸币量看成是代宗末年的铸币量，由此看出，代宗时期的铸币量是急剧下降，无法与玄宗时期相比。天宝中江淮共45炉，铸币量约为14.85万贯，而代宗末年江淮七监岁铸币量已经下降为4.5万贯，铸币量下降了69％。并且代宗时期钱监数量也有所减少，“三河冶，旧置炉铸钱，至德以后废。”(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