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商“解体”辨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剑辉(1971-),安徽休宁人,黄山学院社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徽州学,安徽 黄山 245041

原文出处:
黄山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徽州外出经商的风气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形成了庞大的商人网络,并出现了向近代转型的趋势。无论是徽州本土、徽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值得商榷。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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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帮,但在道光年间盐法改革、咸同年间战乱的连串打击下,徽商在近代①衰落了,这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但近代的徽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否还存在?较多的看法认为,徽州商帮在近代已经“解体”了:“从道光中叶至清末的近百年间是徽州商帮的衰落与解体阶段。”[1]14更有学者认为,“到蒋介石统治时期,奄奄一息的徽商,只有完全退出商业舞台。”[2]受此影响,学术界对近代徽商重视不够,成果也相对有限。但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强对近代徽商的研究。②笔者认为,近代徽州经商风气更加浓厚,商人网络庞大,近代徽商是否已经“解体”乃至“退出商业舞台”,值得商榷。

      一、近代徽州商人群体的扩大

      明代中期以后,徽州外出经商的人数众多,队伍庞大,这是判断徽州商帮形成的重要根据。这种风气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来得更加强烈,徽州商人群体仍在继续扩大。

      (一)从地域上看,传统的徽商重镇歙县、休宁,出贾风气依旧,即使是原来经商较弱的绩溪、黟县等地,在近代也出现了大规模外出经商的潮流。

      明清徽商称雄天下,但徽州六县的商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歙县和休宁商人占据主导地位,婺源和祁门次之,绩溪和黟县则一直较弱。就盐商而言,歙县商人在两淮占优势,休宁商人在两浙占优势,这两县的商人出贾较早,实力也最强。晚明时歙县人方弘静称:“今大江南北称素封家者,则归歙、休矣”,[3]显然,在他看来歙县、休宁两县的商人足以作为徽商的代表。今天亦有学者认为,“明代中期,休、歙二县经商已经成风,其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全国,”[4]并以此作为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而其他诸县则与歙、休两县有明显差距,例如祁门县,万历县志虽称该县“服田者十三,贾十七”,[5]康熙县志则认为祁门商人“智浅易盈,多不能累千万”。[6]可见,祁门人经商虽不少,但远不若歙县、休宁资本雄厚。

      进入近代以后,徽州六县商业发展上的不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歙、休两县出贾之风依然浓厚,其他原先商业不甚发达的各县亦出现了大规模的出贾之风。民国《婺源县志》引光绪《婺源县志》称该县“不善服贾,……士农之家五,商之家三,工之家一”,其后附民国县志作者按语云:“婺山多田少,以商为命,今商务益替,立农林会,创兴实业”,[7]卷四可见近代婺源经商人数有了明显增加。又如黟县,直至康熙年间仍然是“民尚朴实,读书力田,不事商贾,……徽商遍天下,而黟独事耕作,鲜经营。徽号华邦,而黟多朴陋,虽休、歙不远数十里,终不以侈丽易其俗。”[8]但到了晚清,黟县风俗为之一变,“俗重贸易,男子成童,即服贾四方,视农为贱业。”[9]黟县终为休歙侈丽之俗所移,不再独事耕作了。再如绩溪县,乾隆年间仍然是“惟守农业,罔事商贾。”[10]嘉庆年间,歙县人江绍莲同样认为,“绩俗极俭,安守本分,为诸邑所不及。语云‘惟有绩溪真老实’。”[11]601但是入晚清后,绩溪出贾之风日益强劲,据宣统年间绩溪人朱瑞麒调查,绩溪人中“农约三十,商约三十,士约一十,工则百分中不过数人焉,……所趋在商。”[12]卷十二

      (二)近代徽州经商人口所占比例极高

      近代徽州经商人口比例高,这从若干近代人口统计数据中可窥见其端倪。

      首先,可以分析歙县的近代人口统计数据。清代道光年间(1820-1850),歙县的造报户口实数为617111人。咸同战后,人口大减,同治八年(1869)调查户口实数为309604人,这应该是近代歙县的人口最低点。然而,依宣统元年(1911)的人口统计资料,歙县仍然只有30万人。[13]卷三在1869-1912的42年间,并未发生特别严重的灾荒、瘟疫和战乱等足以抑制人口增长的恶性事件,而人口总数竟毫无增长。这种现象连县志作者也深感惊讶:“夫自同治九年至清末,中间已越四十余年,何以丁口之数尚未加多?”他的解释是:“盖自光绪以来,东、北、西三乡,因生计关系,迁徙、死亡,户口有减无增,虽南乡一乡日见繁盛,究难补三乡之不足,较之同治八年调查时,未能增多。”[13]卷三这里“因生计关系”而进行的“迁徙”,绝大多数就是外出经商谋生了。

      其次,可以分析黟县的近代人口统计数据。同治六年(1867)的人口总数为155445人,宣统二年(1910)县政府档案的人口总数为71326人,而各区列表人口相加总和为80166人,县政府数据与各区总数有一定的出入。[14]卷九即令以基数较多的各区列表人口数据为准,则1867-1910的43年间,黟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75279人,降幅达48.4%,相当惊人。对此唯一的解释是,这期间黟县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不但抵消了人口的自然增长,还大大减少了居住在黟县本地的人口,这与前述近代黟县经商风气大增的记叙是完全吻合的。

      从歙县、黟县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近代徽州人外出经商的比例是很高的。但这个比例究竟有多高呢?民国《歙县志》称“商贾居十之七”,[13]卷一则经商比例高达70%。《黟县乡土志》中称同治年间黟县人所从事职业中,“士约五百人,农约七千余人,工约两千余人,商约四万余人”,③黟县经商比例在80%以上。当然,这些都是一种粗线条的估计,而且主要反映的是成年男性所占的比例,但从前述歙县、黟县人口总数的变化来看,这些估计是有根据的。

      徽州地方志中唯一提供了近代从商人口比例的具体统计数据的,是建国后新编的《绩溪县志》。该志称:“县人在外从事工商业者,据民国七年(1918)统计,占全县男性成年人总数57%。……36年全县人口职业调查,在县境外经商人口总数占总人口24.36%。”[15]4531918年57%的数据为成年男性经商的所占比例,未将妇女儿童计算在内,换算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总人口所占比例,与1947年24.36%应该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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