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1-0040-12 一、引言 众所周知，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变迁当首推发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然而，令学者们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却偏偏绕过了当时最具工业革命发生条件的中国①。自20世纪50年代起，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难以转变以农为主的经济格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过大，在此压力下的人地比例就会出现持续恶化，于是中国农民就陷入了一种贫困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这样，中国自然就难以完成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本文认为，这种观点虽有合理的成份，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着不少缺陷：第一，中国的农民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个体，其家庭更是支配他们生产、生活、投资和消费的特殊社会和经济组织。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完全脱离农业，进入工商业，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家庭生产和经营理性决策的结果，但该观点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解释。第二，人地比例失调论假定人口外生，运用由此产生的人地比例失调解释中国社会不同于欧洲的演化路径，并没有对中国延续千年、运作有效的小农家庭生产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柔韧性及其对其他生产组织方式的正、负面影响给予足够重视。离开了这一点，恐怕难以成功解释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经济谜题。 本文认为，一个更加现实的选择也许是，从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经济个体农民以及家庭面临的生态约束、制度约束以及在这些约束下的行为模式出发，来考察其面临的两难选择，从而为解释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寻找可靠的微观基础和宏观解答②。相对于其他解释视角而言，这一分析视角将千千万万的农民个体及其家庭的生产和微观决策植入历史宏观发展的演进之中，有助于清晰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社会演化道路，并有效地破解中国经济史上的千年发展谜题。 二、对人地比例失调论的评介 人地比例③失调论的核心观点是，在中国历史上，人口的过快增长是一个不祥的因素，它导致了人口和土地比例的持续恶化，而人地比例的恶化将带来农业收入与剩余的减少，这不利于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当然也会导致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难以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怪圈当中。其核心论点来自于人口增长及其引发的经济动态学，其主要假定为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外生决定。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和假设面临不少缺陷，也难以得到更多历史事实的证明： 第一，人口的过快增长并不是一个完全外生于经济体的外生因素。相反，则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改善条件下的一个内生变量。看看中国历史，大凡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也基本上是国家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比较有序的时期④。相反，中国历史上人口急剧下降的时期，也往往是国家政局不稳、外敌内患甚至兵荒马乱以及改朝换代的时期，比如公元1450-1840年是一个人口增长十分快速的时期，同时又是社会比较安定、战乱较少、“康乾盛世”以及好几个皇帝开明治理的时期。公元1193-130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下降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南宋、辽、金军事对峙，战争和冲突频发的时期。从人口动态学的角度看，这些事实不过表明，中国的人口增长是老百姓对以前时期社会政治安定程度、经济发展和生活安定程度的一个理性反应，也是他们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条件下如何长远地改善自身生产、生活状况的一种预防性的生产和投资措施。 第二，人地比例只是一个相对技术性的问题，它代表的是人口和土地之间的比例关系，衡量了人口与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地比例的恶化可能起因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可利用土地面积的减少，比如国土面积的沦丧及其造成的可耕地面积减少；二是人口的增加，但由此引发的人地比例关系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经济与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比如，南宋时期，北方的大片国土沦落敌手，大批人口南迁，并聚集在土地更加肥沃、灌溉更加发达的江南地区，但与此同时，单位土地上的生产率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此外，在北方，农民只能进行一年一熟的农业生产，但到了江南地区，农民一年却可以从事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式的农业生产与耕作，还可以利用复种、套种等农业耕种方法，因此，土地面积的减少并不一定会带来农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还可能由此引发相应的农业技术进步。人口的增长也是如此，它可能同时意味着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比如，中国自明朝开始引进的大批新的农作物品种，比如玉米（16世纪传入）、红薯（明万历年间引进中国）、马铃薯（明万历年间）、花生（15世纪末16世纪早期）、向日葵（约17世纪）等。这些作物的引进可能是对人口压力的一个反应，但这些高产作物的引进却为养活更多的人口提供了条件，这可能是导致中国在明清时期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只要考察中国科技与发明史就会发现，中国的科技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较强的“农业偏向”式的发展现象⑤。这表明，即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所谓的人地比例下降现象及其相应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因为中国历史上这种农业偏向式的技术进步而得到抵消或中性化，其结果是人地比例与农业生产水平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