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盛中国”这一命题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界长期以来的“唱衰中国”的积习。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崛起，美国媒体和舆论界对中国日益关注，但直到最近，其主流仍是“唱衰中国”。①虽然说学术独立，学术界不必与时势紧密相连、亦步亦趋，但学者并不生活在时代之外，时势对学者肯定有影响。 在我们谈学术界的“唱盛中国”学派前，先提一下学术界以外几部比较有影响的“唱衰中国”的著作。这些书还不能算“妖魔化中国”，但其基调是消极的。中国的发展也使其中一些著作很快过时，更有一些作品入了荒诞滑稽者之流。但这些出版物基于一定的研究，写作风格在雅俗之间，读者群远远超过纯学术著作，它们所反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认识水准。 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出版于2001年。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企业律师，曾在中国工作过近20年，20世纪90年代起长期在上海当美国公司的法律顾问。此书出版时正值中国进入WTO之际，人们普遍看好中国经济。他却预言由于腐败、管理混乱和经济失控等原因，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全面崩溃。此书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作者也应邀在世界各地演讲，散布他的“崩溃论”。现在此书已成笑话。② 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讨论台海两岸关系的书称两岸必有一战。此书题为《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作者卡朋特(Ted Galen Carpenter)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超党派智囊组织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专管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所长。卡朋特预言由于美中各自对台海形势的错误估计，双方终于在2013年兵戎相见。作者写得绘声绘色，预测台湾2012年大选中，一位比陈水扁更台独的领袖被选为总统；第二年，这位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共和国，引得大陆动武，美国卷入。作者由此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承诺，而代之以只售军火。没有了美国的承诺，台独势力会比较小心谨慎；而台湾有了最高级的军火，大陆方面会比较小心谨慎。这样双方更能保持力量的均衡，而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则不必直接介入。这种观点对美国人有吸引力，因为它既符合军火商的利益，又迎合一般美国民众不愿卷入战争的心理。当然，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和两岸关系的回暖已使此书的预测显得太夸张了。但作者的武装台湾以求得两岸势力均衡一说在海外仍有相当的市场。③ 坊间还有有关想象中的未来中美战争的小说，属通俗读物，销售不错，反映了这种题材有一定的市场，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人文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的著作形成对照，近年来西方的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倾向，即为过去已成定论、人所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可称是一种“唱盛中国”的潮流。下面以近年来西方出版的几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及其引起的争论为例，介绍和分析西方（主要是北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可与英国媲美的江南 挑战中国落后论的最有争议的著作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④此书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John K.Fairbank Prize)和2001年的世界史学会的著作奖，并被美国图书馆领域中权威性的《选择》(Choice)杂志选为2000年最佳学术书籍之一。此书国内已有译本，也引起一些讨论。⑤ 彭慕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例如他以生活水平为例，指出欧洲一般工人在肉食品方面的消费与中国的普通民众相差无几。以18世纪末英国工人的饮食的营养比例：肉类5%，乳制品1.5%，脂肪3.1%，其余90%以上都是面包和土豆，即碳水化合物，与中国百姓的以米饭谷类为主的营养结构相同。 彭慕兰认为19世纪中国落后于英国或西方的原因是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和广大美洲殖民地（主要是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彭慕兰利用英国史学家安东尼·雷格莱(E.Anthony Wrigley)有关英国煤矿和工业化的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根据雷格莱的计算，如果没有煤矿，18世纪的英国在已有的森林资源下，需要至少再加1500万英亩的森林。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英国需要至少130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230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⑥煤矿和新大陆使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力密集和节省资源的经济模式。换言之，如果英国没有丰富的煤矿和新大陆，英国也必须走克勤克俭的道路。中国用的是人力和牲畜力，英国用的是机器动力，而机器动力的能源来自煤。 煤的产量，英国在1700年的年产量是250万到300万吨左右，1800年达1500万吨，一个世纪里翻了五六倍。与此相比，长江三角洲远离中国的主要煤产地满洲，所以彭慕兰认为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 彭慕兰的观点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权威学者黄宗智的激烈批评。黄宗智指出彭慕兰夸大了煤矿的作用。雷格莱不过指煤矿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客观原因之一，彭慕兰则将其夸大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黄宗智指出，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萍乡煤矿离江南不远，却未被利用。中国没有重视或开拓煤矿资源，主要是没有需要或需要不大。黄宗智指彭慕兰的说法本末倒置，是“把拖车放在马前面”。黄宗智甚至指摘彭慕兰在中国史和欧洲史领域里两头充当权威：中国史的学者因不熟悉欧洲史，故对彭慕兰信以为是或不敢置评；欧洲史的学者因不熟悉中国史，亦复如此。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