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72-0962(2009)06-001 2-07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现代资本市场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提高而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越发达，对于国民经济的推动力、调节力和渗透力就越强。随着资本市场作用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对资金流向的引导和调节能力，进而会加速沉淀资金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速度。虽然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兴衰规律值得新兴市场学习和借鉴，但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背景和条件与新兴国家基本国情差异显著，前提假设不同，会导致市场运行模型的变量和变量关系不同，因而也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和经验教训。因此，总结本国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成长经历以及资本转化对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对于理顺、预测和处理资本市场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符合国情的以史为鉴，更具有实践操作性和移植性活力。 近代中国是供给约束型经济——剩余(储蓄)较少，资本稀缺或者说严重缺乏。众所周知，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内源融资和传统的外源融资(亲友圈融资)造成效率低下，制约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如，张謇是1895年的状元，社会地位很高。他在募集大生纱厂股本的过程中，屡遭拒绝。他说：“凡以纱厂集股告人者，非微笑不答，则掩耳却走。”“驵侩黠吏，阴嗤而阳弄之者，比比皆是。”他历经44个月的时间，才建成大生纱厂。张謇乃社会名流，募集股本尚且如此艰辛，至于一般工商业者的困难，可想而知。资本形成本来就不容易，在近代中国经济中，要顺利实现本来就不多的储蓄向投资之转化，发挥现代融资机制——证券市场的资金融通功能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建立现代资本市场筹措资金，从融资和资源配置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资本市场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经济机制就是证券市场，一、二级市场同样重要。 史实表明，近代中国融资现代化的过程是艰难的，不仅受储蓄量制约，而且受传统思想意识制约。因此，近代中国融资现代化进程是缓慢的。研究清楚近代中国的融资现代化机制，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近代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周期波动，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 从本国自身出发，以史为鉴，总结和研究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经验，不断加深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认识，探索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路径，对于在新时期拓宽我国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全局的功能，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环境下的竞争实力。站在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自主创新经济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进行战略规划，统一认识，调动各方积极性，建设一个公正、透明、高效的资本市场，为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更加开放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作用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企业与行业——近代股份制公司的研究 吴毅堂[1]从清末始“将历年来股票消长之情形，作有系统之叙述”；对太平洋战争后“发行股票之公司，作个别之介绍”。 张国辉[2]对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的发生、发展及其官督商办机制作了较为精细的评析。 张后铨[3]对轮船招商局发展的阶段特性作了详尽分析。 卢文莹[4]回顾和总结了轮船招商局在实行股份制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朱荫贵[5]以1882-1887年在《申报》上刊载过股票买卖价格的36家股份制企业为主的近代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为例，从这批企业成立时所需的手续、股票的形制、内容、发行与买卖的途径方式以及企业章程等方面，得出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与传统企业及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相同和不同点的结论。 周建波[6]认为官督商办企业是西方股份公司制度在中国的最初实践，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不但带动了风气的开化，而且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崛起，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推进之功。 李春梅[7]认为买办从最初附股于外国在华的股份公司到自己主持创办中国近代首批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进而私人投资兴办股份公司，率先在中国试行和推广股份制这种近代新式的企业组织形式。 李志英[8]认为股份公司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与19世纪中叶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以及中外贸易方式的改变有关，也与这种形势下外商在华洋行面临着资金短缺等严重的生存压力有关。近代中国的股份公司制经历了外商引入、华商附股、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过程。股份公司在进入中国之初，就出现了若干制度的变异。 朱荫贵[9]认为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本组织和运行的新型方式，它在近代中国出现后，除具有西方企业组织运行的一般特点外，还带有浓厚的中国特点和传统经济要素的痕迹。企业需要向政府报效、分配中实行“官利”制、面向社会直接吸收储蓄和企业内部资金的调拨等等，就是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资金运行中的本土特点。 杨在军[10]对晚清公司从“特许主义”向“准则主义”，由官督商办到商办的历程，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杨在军[11]对洋务官督商办企业小股东来源、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在公司的参与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官督商办企业中的股东具有明显“人合”性质，股东大会处于虚置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