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11-0026-11 与西方的货币理论相比，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具有独特的货币范畴。中国是世界上货币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经济时期，货币思想的研究者们通过不断的理论实践，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货币思想体系，独特的中国文化及其思维方式也创造性地孕育了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特有的货币范畴，例如子母、轻重、虚实、称提等。这些特有的范畴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赖以表达的语言工具，也是古代货币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或部分。 “子母”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特有范畴，这一历史范畴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货币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此后延续一千余年的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发展轨迹都可以视为对‘子母相权’范式的继承和扩展。举其要者，如自战国直至西汉，《管子》作者们基于这一范式提出著名的‘轻重’理论，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货币数量论文献；唐代以后，这一范畴被用于解释足值与不足值货币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虚实’理论；两宋以来，随着纸币的出现和广泛流通，该范式以及‘虚实’理论又被进一步用来解释纸币与金属铸币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著名的‘称提’理论”。① 在我国货币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子母”范畴，并将这一范畴运用于分析货币流通情况形成“子母相权论”的是春秋时期的单旗。②《国语》中记载了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时的言论：“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货币思想文献。单旗的议论中不仅提出了“子母”的概念，而且还涉及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即货币的“轻重”概念，“量资币，权轻重”是指按照货币和商品价格的平衡关系来调整钱币的轻重。钱币以重大者为母，轻小者为子，子母相权的货币制度主张货币的轻重要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如果百姓觉得货币太轻，交易不便，就要铸造较重的货币，“母权子而行”，重钱按照对轻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反之，如果货币太重，交易不便，就要铸造较轻的货币，“子权母而行”，轻钱按照重钱的一定比价投入流通。子可以权母而行，母亦可以权子而行，根据现实中的货币流通情况，调整货币价格标准，使之与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萧清先生认为：“这是我国早期货币流通方面的一种比较完善的‘子母相权’制度，因而在货币制度上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③暂且不论是否形成了如萧清先生所说的“‘子母相权’制度”，单旗之后“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为人们长期援引，用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货币流通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 至南宋时期，纸币开始广泛流通，传统的货币子母相权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南宋的杨万里最早将子母相权之说应用于分析纸币和钱币的关系，提出了钱楮母子说。当时政府规定两淮只行用铁钱，铜钱不得过江，其后发行两淮铁钱会子，流通地区除两淮外，还包括沿江八州(指四州、两府、两军，简称八州)。杨万里反对将铁钱会子行于沿江八州，提出“盖见钱之于会子，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母也。其子有二：行在会子，铜钱芝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④“行在会子”代表铜钱的会子，铜钱为母，会子为子；新会子代表铁钱的会子，铁钱为母，新会子为子。“母子不相离”表示纸币和它代表的钱币同时流通，可以在市场上互相兑换。杨万里以此理论反对在原本不行使铁钱的沿江八州发行铁钱会子，因为“有会子而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也，是交子独行而无见钱以并行也”。⑤可见，他反对这种无钱可兑的纸币的流通。他要求的兑换是指市场上的兑换，而非政府对纸币兑换的责任。他所谓的“母子不相离”是指纸币与它所代表的金属货币的并行流通，能保有一定比价的兑换关系就已经符合“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了。袁甫在《论会子札子》中也提到“见钱会子，子母相权”，由于袁甫同时反对政府用金银或钱币来收回纸币，不主张纸币的兑现，因此他的“子母相权”和杨万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即指市场上钱币和纸币的并行流通和兑换。陈耆卿的子母含义和杨万里的一样，同时还将“子母相权”概念运用于称提纸币问题，也还是属于兑换纸币的理论范畴。 子母范畴与西方货币理论中主辅币概念不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有向主辅币发展的趋势。单旗的子母概念从“权轻重”的观念出发，子母相权是为了在流通领域中找到一种轻重大小适合的货币，或以重币，或以轻币，作为基本的计价单位和价格标准，使之与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以便更好地为商品交换服务。并且单旗主张的“子母相权”的轻钱和重钱都是足值铸币，这些钱币的等级完全按照它的实际金属含量而定，而不是取决于政府的命令。可见，单旗子母相权论的中心思想在于：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应该与现实的商品价格水平相适应。子母相权的过程就是寻找适合的货币价格标准的过程，因此子母相权理论是基于价值角度的考虑而非货币制度的考虑。这和近代意义的主辅币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在先秦时期，的确存在大小货币并行流通的现象，并且呈现铸币逐步由大变小的显著特点和明显趋势。这种趋势是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作用的扩大，小单位铸币更合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从这一角度看，“子母相权”的本质也可以理解为是“小面额铸币逐步替代原有大面额铸币的过程。”⑥但到了宋元时期，随着纸币流通更为广泛，许多学者都曾运用子母相权概念阐述纸币流通问题，并有了向西方货币理论中主辅币概念演化的趋势。例如元郑介夫在要求恢复铜钱流通、阐述“子母相权而行”的理论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元朝世祖中统元年，元政府在各路设平准行用库，以金银为准备金维持纸币币值，实行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起初，币值稳定，至元十三年统一江南后，由于纸币发行额大增，平准库金被移作他用，纸币迅速贬值。京城学官郑介夫运用子母相权论反对实行纯粹的纸币流通制度，认为要钱钞并行，但与宋代货币制度不同的是，他主张要“造铜钱以翼钞法”，“可以利国济民者，通古今可行也”。⑦即以钱为子，以钞为母，铜钱作为辅助通货，大数用钞，小数用钱，以满足当时商品交易对于货币流通的需要。郑介夫在阐述当时的货币问题时区分了大宗交易、国家财政划拨、民间百姓零星交易和支付对货币的不同需求，他指出：“夫国家输送，则钞为轻费；百姓贸易，则钱为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尝相背，即子母相权之说。此理甚明，无足疑者。”⑧可见，他清楚地意识到了在不同的货币流通领域，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形式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他提出在保持现行的不兑换纸币制度的前提下用铜钱作为辅助通货。从铜钱作为辅助货币的作用角度考虑，郑介夫的子母相权说有了接近于西方主辅币思想的意义，并且这种主张也符合当时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其后至大年间实行的“银钞”制度和清初的宝钞制度都是以此为蓝本设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