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72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09)01-0011-05 继原始公社制度而起的是奴隶制度，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中国进入了商朝。按照历史学界范文澜教授等主流专家的观点，商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全面形成及成熟的年代，也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商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唯一一个以商为名的朝代，这多与殷人部落的先祖经商与重商有关。本文特此对商代的商业思想进行探讨。 一、夏商时期商品交换及商业的发展 (一)夏代商品交换的发展 夏代以奴隶劳动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支柱，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可用于交换的物质产品增多。在农业方面，由于夏代发明了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历法——《夏时》、《夏小正》，能够利用季节、气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加之变水害为水利的能力增强，农业生产较前有了新的发展，粮食生产有了剩余，酿酒由此便发明了。畜牧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手工业在夏代也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发展，除陶器、铜器以外，木、石、骨、玉和纺织等手工技术也有了进步。不同部落的生产分工形式趋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多，为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 在夏代，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是货币的产生。由于私人之间的商品交换的发展，使某种商品从商品群中游离出来，成为专门用作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便是货币。在以物易物转变为商品、货币相交换的过程中，牲畜最先被用来作为等价物的货币。以后，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贝代之而起充当货币。货币是商业产生的前提。有了货币的介入，商品交换才会分裂为卖和买两个对立的经济行为，买与卖出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商人才有可能插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或在生产者之间作为第三者从事又买又卖的商业活动。 在夏代，私有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也为商品交换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生产关系方面的保证。财富为私人占有，出现了贫富之分，同时私人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便于商业交换规模的扩大和远地贸易的发展，因为商人要专门从事买卖，必须先有一定的货币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商人资本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 在夏代，原始城市的产生也有利于商品交换的扩大。在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的安全，在他们所聚居的地方，修建起城郭沟池，城中已有大型的宫殿建筑，这是在“重门击拆，以御暴客”的基础上产生的原始城市。相传“夏鲧作三仞之城。”“鲧筑城以卫君，造城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夏人之五……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①这都说明，夏代已有了初具规模的原始城市。 在夏代，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形成，商品交换出现了专业化趋势。一些控制部落事务的奴隶主，开始使用大批专门从事贩运交换活动的奴隶来从事商业交换。相传商族人的祖先王亥在夏时就驾着牛车，载着帛，到远方的部落去进行贸易。不过从总体上看，夏代尚未出现私人经营商品交换这一专门行业的“自由商人”，商业交换活动多系生产者兼营。 (二)商代商业活动的兴起 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13世纪，中国进入商代。商王朝势力强大，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奴隶制文明大国。商代是我国古代商业和商品交换迅速发展的时代。商朝是由商族人建立的，商人的祖先注重商业与贩运贸易，《诗·商颂长发》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商人的第11代祖，他发明了马车，《周书·洒诰》也记载商人祖先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以孝厥父母”，指王亥牵牛驾车到远方进行交易。在商代，专门从事商业交换的人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交换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行业，商业成为社会上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会分工。在商代，商业交换之所以有新的发展，是和一系列经济条件的变化有关的。 进入商代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突出的，其主要标志是青铜器时代成熟阶段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工具的构成。由于铸铜及锻造技术的进步，各种铜制工具，如铜铲、铜斧、铜镢、铜刀和铜锛等大量采用，青铜工具比木制工具、石制工具、蚌制工具，骨制工具等既耐用又锋利，既增强了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力量，又提高人的劳动效率，使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显著提高。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奴隶主组织大规模的奴隶劳动，使自己获得大量的剩余劳动产品，除了供自己享受挥霍外，还有相当多的部分拿出换取奢侈品和其他产品，从而为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商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一批手工业行业有所发展，如酿酒业、蚕丝纺织业、青铜器皿制造业等。在商代，青铜器等的制作工艺水平，堪为世界一绝。历年来我国先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物达数以万计之多，形状多种多样，铸刻精致富丽，色彩神秘斑斓，绝大多数青铜器均为饮食宴享用具，青铜器具有大有小，规格不一，如大型的“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带耳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②这样大型的青铜器具，必定有精密的造型设计和组织上百人的专业协作才能铸成。这说明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当时南方地区以长沙出土的青铜器为最多。宁乡县黄村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曾震动世界考古界，其中“人面纹方鼎”、“四羊方尊”巧妙精致，造型独特，为国内珍品。1983年还在宁乡发掘了一件重220.75公斤的铜铙，是目前所见商代最大铜铙。由此可见青铜业之盛。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