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农业正在面对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农业将如何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尽管人口的生育率在世界范围内会持续下降，但世界的总人口却会稳步上升，在2050年的时候将超过90亿人，随后才会开始减少。这一状况意味着世界农业必须生产出比现在多大约50％的粮食，而条件是在比现在更少的土地上，基于更少的水，投入更少的化肥、除草剂、杀虫剂①。当今世界人口的食品消费转向也让问题变得严峻。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的人均收入都在急剧增加，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导致了人口的食品消费正在从边际收入食品(谷物类和块茎类等)转向弹性收入食品(肉类、奶类制品及其它相似的产品)。而在这一转向中，弹性收入食品所产生每一卡路里热量将比谷类、豆类、块茎类所产生每一卡路里热量耗费更多的资源。 如果纯粹推论，那么全球粮食需求的增长速度可以比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例如，世界的饮食方式也许会向节食方向急剧转变，沿着“素食主义者”(吃鸡蛋和奶制品)到“素菜主义者”(不吃鸡蛋和奶制品)的道路一步步走下去，只需更少的资源。长寿的追求者们为复制那些在实验老鼠身上所做的研究，会减少每日卡路里的摄入量以增进健康和减缓老化过程，因此而减少了人均食物需求量。但是，文化人类学家业已发现，在生活实践中人们的饮食方式和进食习惯很难改变。更可能出现的情形是：随着耕地的减少，粮食作物再分配至能源部门用于生产乙醇、生物柴油等的比重增大(取决于相应的油价)，如何养活增长的人口会变得极为严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提高粮食产量和粮食生产的效率极可能会成为全球的一个中心议题。 作为一名研究农业的经济史学家，我想我们可以借鉴历史来思索未来增加粮食产量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对策。我认为人类未来的最佳选择是向一种新型农业制度实行持续的转变。在这新型的农业制度中，转基因甚至克隆将发挥显著的作用。我在本文中将引证历史上农业制度变迁的功效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来说明我的想法。任何预言都会有缺陷，但如果过去1万多年的经验能具有启发性的话，那么总的来看，世界农业制度的历史变迁是有着积极功效的，尽管它也导致了问题及出人意料的后果。 就世界农业制度历史变迁的认识而言，20多年前(1987年)，著名的进化主义生物学家贾热德·戴蒙德在《发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的令人瞩目的短篇文章，批判了“新石器时期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②。所谓“新石器时期革命”，是指在10000-12000年前世界的一些地区独立地并且大致同时地发明了农业。戴蒙德深入地研究了近几十年的学术思潮，向权威的关于新石器时期革命对人类及人类社会产生了成就与影响的著述发起了挑战。戴蒙德对西方的历史发展线性观和进步主义论表示怀疑，对关切人类命运的思想、理性、科学、技术乃至全部的现代主义认识也有疑问。他认为，如果按照“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来考察，农业的发明所导致的是人类福利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净下降，而不是纯粹福音。 戴蒙德有意地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出挑战性。但他的论断，无论有多夸张，是以人体人类学家、经济人类学家、生物考古学家及史前病理学家业已完成且数量日益增长的学术著述为基础的。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学者们一直在拔高农业社会以前采集者与狩猎者经济状态的结论。马歇尔·沙林斯在其1972年的著作《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指出，采猎者们已形成了“原始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③。科恩与阿姆拉格斯所主编的《农业起源时的史前病理学》一书(1984年)也从人体健康的角度对农业发明前的人群和社会予以了肯定④。在戴蒙德的短文发表后，学术界没有提出不同的观点，相反，大家普遍认为采猎者们在物质生活上过得非常不错。 按照戴蒙德等学者的看法，采集者与狩猎者的社会以丰富的食物供应为特征。采猎者们无须花费过多的劳动就可获得营养平衡的、富含蛋白质的饮食。由于人口密度小、不用与驯养的动物紧密和持续地接触，采猎者们患病情况相对轻微。至少，从现存的人类骨骼分析中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简言之，由于不存在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人们可以解释采猎者们已经达到的并且是相对令人印象深刻的身高水平、强壮的体型和相对的长寿。 随着农业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变得糟了，至少从戴蒙德的反进步、反技术、原罪前的镜头里看过去是如此。尽管戴也承认农业的发明和动物驯养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和单位土地的卡路里热量输出，但在他看来，新石器时期革命根本不像人们认识的那样伟大。按照戴的观点，农业发明的最终结果是一系列连锁的问题和危害，以致这一发明可被称之为“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戴认为，在评估由农业和家畜所带来的好处时，人们必须衡量所付出的成本，其中包括更辛苦的日常工作、较不均衡的饮食、较大的食品不安全性。这些成本常常导致健康不良，虽然还不是营养不良或饥饿。但这些只不过是戴蒙德全部理论的开头而已。由于农业导致了人类的群居与动物的集中，流行性传染病变得更加普遍了。繁重劳动、恶劣饮食和高发疾病有力地纠结在了一起，意味着与采猎者相比，耕作者在身高、体型、总体健康状况和寿命方面相对很差。戴还谴责农业的发明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包括不断深化的阶级差别(农业带来了粮食的剩余和粮食仓储的差异，使不平等成为可能)，以及妇女地位的持续下降。由于农业制度对劳动力的需求日增，妇女们常发现她们的地位不过是生育的机器。 戴蒙德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了农业发明的负面效果，但他的论述更值得批判，因为农业发明更有正面功效。至少对我而言，这些正面功效业已证明为无法衡量的伟大，其影响具有无法触及的深远。如果没有农业，没有它不断增长的产量和利用率，我们将不会处于一个发展的进程中。这一进程在过去1万年里已缓慢地、非均衡地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劳动的高级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较次要”的社会与文化的同时发展，如城市、国家、写作、艺术、音乐、文学、数学、宗教、哲学、科学，等等，尽管戴蒙德对这些现象不予考虑并屡加嘲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