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写过《青春的敌人》而深受青年读者欢迎的阿忆博士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商界从事过营销，后又搞公关策划，长期与各类记者打交道，对新闻界的现状及真实面目不可谓不熟悉。我们编发此文，意在换一个角度、更近距离地透视当前新闻界令人忧心的现状，以期引起主管部门、纪检、司法界乃至全社会的注意。让我们为处于经济大潮中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大学毕业之前，我从未接触过新闻界，也不认识任何一个记者。但1987年大学毕业进入一家著名化妆品厂从事公关及产品营销的工作之后，与记者打交道便成了我的日常工作。 每次发布会，我们都会送出一批化妆品，消费几桌山珍海味，丢失几套餐具。但第二天，报纸、电台、电视台就会播发我们一手制造的“新闻”。 那段时间，我见过的真正的记者只有两位：一位是《北京日报》的张雅宾，他曾在老板自夸洗面奶用的是鲜奶时反诘道：“你能提供给我购买鲜奶的发票吗？”老板语塞。另一位是《中国青年报》的袁晓露，她曾以消费者来信为据，指责我们生发灵的有效性，我请她来工厂后，她拒绝留下吃饭。 有些不会发难的记者，人很善良，“名记”纪一就是一例。他从未领受过一分钱，他奋力宣扬我们厂以及老板个人，完全是被道义上的假象所迷惑。他对老板的每一句话都信以为真。老板被开除后，他恰好也被报社开除。后来我在书摊上看到他写的《大气功师出山》，觉得他这样天性善良的人被所谓的“气功大师”所骗，简直太正常了。 到我调离工厂时，我再也不信我曾用来说服家人的那些文章，特别是关于我们企业文化的那些吹捧。几件孤立而冲动的重奖重罚，经过“御用文人”的修饰，却成了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几个工程。在报刊、电视里泛滥成灾的宣传中，这家工厂的赢利被说成是1000万元以上，但只有高级职员才知道，这不过是假账真算的结果，实际上它从未赢利，相反身负巨债。 我对新闻界有了初步的认识，只要你适时地出一些钱，它便是你的工具；如果你不能满足它，它可以依据同样的事实成为你的敌人。当某消费者报的几个记者的胃口大于两瓶香水而遭到拒绝后，他们马上把一些真实的情况刊登了出来，在展览会上和王府井大街向人们赠送报纸。工厂的聋哑人曾自发地去抢夺报纸，但仍无法挽回影响。这次风波，使退货压满了仓库，老板一下苍老了，我发现他常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工作闲暇时，常处于半睡状态。 我被另一家大公司看中的原因之一，是我身后畅通的新闻渠道。这家公司贪图虚名，不务正业，它用与它注册资金不相称的巨大贷款一下办了40多个子公司。我被安排在它的饮料公司，接手的第一项工作是迅即在1988年底搞一个向南方前线赠送饮料的仪式，目的有3 个：第一，造成我们有强大后台的假象；第二，商业促销宣传；第三，以极少的赠数换得美名。这样重的任务，只能借助记者去完成。我把打过交道的40多位记者全部拉来，许诺发出消息者每人一双“耐克”运动鞋，中央电视台记者与公司高级职员还共进晚餐。当时，我得到准确消息，某军事会议将在京西宾馆举行，于是我们把赠送仪式地点定在那里的一楼大厅，预计只要将军们听说楼下有个向前线赠送的仪式、下楼留影，新闻界就肯定会宣扬出去。果然，开会休息时，顺便下楼观看的仅上将就有11位。这使我们产品的标牌一下子罩上了神秘色彩，而我们付出的仅仅是50箱饮料，码放起来没有一张写字台大，价值仅仅3400元。在所有记者里，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孔剑青提出过“我想知道赠送饮料的确切数目”。当她第3次追问、眼看总经理再也无法招架时， 秘书小姐宣布新闻发布结束。后来，我与她成了忘年之交。她在广播稿中，删去了其他记者使用“此产品已远销海外”的假话。 这是一个空前的骗局，却是一个出色的公关业绩。 当我再也背负不起此类“业绩”时，在同行的惋惜声中，我退出了企业界。 没想到，1993年的时候我进入了新闻界。由于经历、资产、年龄增长的原因，我不容易被受访者的假象所蒙蔽，也不可能被收买，而更多地是一个旁观者。 这个时候，香水、饭局、“耐克”鞋已不能打动记者了，企业搞一次新闻发布会或变相新闻发布会，发给到会记者“车马费”，不吃饭的送200元“红包”，吃饭的则给50元， 这已是企业界和新闻界交易的惯例了。这样做的确于记者的生存状况有好处，但却套住了记者的手脚。在商业时代，“我出钱，我可以骂娘；你拿钱，必须为我做事”已成了“公平”交易。你拿了商家的钱，自然要成为商家的代言人。有一家经济台就是最好的一例，由于电台创收和主持人公饱私囊，由于该台的商业推销色彩的日渐浓重，听众在日益减少，几近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做过营销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各地晚报上发布消息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捷径，同时也清楚，走捷径必须交出走捷径的买路钱。一个普通商业消息的收费常常在600至1500元之间， 而且这类交费要冒着交了钱也没能发出消息的风险的。我的朋友曾写了一部《摇滚梦寻》，想在一家晚报上发个书讯，交了800元， 但由于消息无法编排得具有新闻由头而迟迟登不出来，但800元钱也是迟迟不见退回。 由于你不知道做下一件事时是不是还要求助于他，所以也不敢贸然索还。 去年，一个制片人为了让他的一部连续剧卖出大价钱，决计让新闻界先行吹捧自己和自己制作的连续剧。他的秘书找我帮忙，我看了两三集样片，觉得不是太恶心，便为秘书小姐介绍了些媒介人员。事情过了3个月，这部戏已被炒红，并在中央电视台卖了个天文数字。 小姐给了我一个清单，是安排吹捧文章、专题节目花费的礼金，她说没有人主动敲诈，但你事先告诉记者事情不会白做之后，他们会答应得更痛快，而且不会在采访报道中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而甘愿遵从你的意志，做传声筒。当你把钱袋子交给他时，他不会推脱，而是迅速把钱收起来。在这个清单里，我发现了我非常喜欢的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的名字。 通过这些媒体的有偿渲染，这部我原本认为“不恶心”的连续剧，成了“旷世佳作”。 这时，你无法不相信新闻界的包装能量。 像这样一些做个节目、发个消息、送点千元小钱的事，在新闻界早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没有谁会去追究如此“无足轻重”的小交易。比起在沈太福非法集资案中推波助澜、提取高额赃款，这些事可谓小巫见大巫。更出格的记者常常是家私万贯，行有私车，动辄欢宴。几年前，某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无意中提及记者拥有私车的现象，谁知触动了该台一位记者的敏感神经，他左思右想，觉得一定是自己露了马脚，当晚便坠楼自杀。要是在现在，他压根用不着如此神经过敏。只要你到各个电视台、电台的停车场看一看，那里大多已车满为患，其中为数不少的是私人轿车或私用轿车。当你问方向盘前踌躇满志的记者，车是你买的吗？你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答案——朋友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