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6-0097-08 近年来关于明清以来地方社会水利纠纷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如关于水资源不太丰富的山陕及附近地区的水利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先后出版了不少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①此外，江南地区、两湖地区、浙江湖区的水利纠纷问题也颇为学者重视。②对广东地区水利的研究，起步较早的是日本学者。20世纪60年代，以森田明为首的日本学者开始探讨珠江三角洲的桑园围及其组织。1987年，李龙潜发表《明清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对广东水利开发史做了基础研究。此后，国内外学者对珠三角的水利组织、水环境展开了相关研究，③但是对该地区围绕水资源利用而产生的水事纠纷④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试图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探讨清代该地区的各类水事纠纷，进而分析其原因，阐明民间与国家解决水事纠纷的内在机制，以求抛砖引玉，初步搭建与其他地区水利及相关问题研究对话的平台。 一、珠江三角洲的自然环境与水利建设 珠江原指流经广州的一段河道，现在则作为西江、北江、东江及其他支流组成的水系的总称。珠江三角洲总体即是由西、北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组成的复合三角洲，地势低平，河涌纵横，西、北、东三面由山地、丘陵围绕，南面向海，构成一个马蹄形港湾形势，以多汊道及积水洼地为特色。⑤ 自明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堤围建设、陂塘水利及海坦围垦取得了重大成就。终明一代共筑堤180多条，总堤长22万余丈。⑥清以后，随着围垦海坦的大规模进行，三角洲的范围迅速扩展。沿海的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包括今中山、珠海市和斗门)等县的滨海地带，沙坦随潮淤结，栉比鳞连；大涌、白蕉、乾雾、坦洲、民众等一带沙坦相继淤成，大南、万顷、灯笼等沙坦迅速浮露，珠江三角洲平原的范围已接近今貌。⑦堤围方面除对前代堤围不断进行加高培厚、维修巩固，新筑堤围继续从西北江三角洲顶部向中部和南部河网地区拓展，并逐渐向各江河口延伸。这一时期，东江和北江下游也修筑了一些堤围。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的堤防系统已基本形成。 珠江三角洲的堤围，由于受到河网纵横密布、众多岛丘错落的复杂地形所限制而相互隔离。各处围基和堤段之间多数没有相连的利害关系，其捍卫面积和影响范围相对于长江、黄河的堤防而言显然小得多。因此具有修筑容易、见效快、耗费资金不太多而又可在局部地区内进行的特点，既适合于特有的地理自然条件，又可以利用一县一乡一族，甚至几户人家的力量去进行。这种情况，使农田水利建设变得相对容易。三角洲河网地区是以引潮灌溉为特色，堤围上筑有涵窦与水闸。围内农田分布着许多排灌沟渠，利用潮流壅高河水，通过窦间引入围内灌田。有些河溪坡度陡，则沿河分级筑陂开渠引灌，陂的结构以木桩夹石为主，也有用石块砌筑。 二、珠江三角洲水事纠纷的类型 清代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地方社会对水资源的争夺也日益激烈，围绕着水资源及其利用纠纷不断。一般而言，在珠江三角洲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水事纠纷： 1、堤(基)围的修建与管理纠纷 在珠江三角洲，堤是指顺河道水流方向修筑的单向大堤防；围是圈筑成封闭状的小堤围。但小围可以发展为沿河大堤防，而大堤防亦可延伸到各支流小河的支堤，使堤防又闭合为围，故当地人往往堤与围混称，亦有称基围者。⑧如光绪《四会县志》载：“吾粤凡筑土遏水，大者曰围，小者曰基，或概称围、称基。”⑨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堤围修筑，一般是由各乡村按田亩派捐，自修自堤。如光绪《高明县志》记载：“堤之劳费，百倍于陂，且利害尤巨焉，有岁修，有抢救，向悉派自民间。”然而这种“按亩起科，集捐修筑”堤围的方式，在具体操作时往往因部分豪强之户拒交，或是围长等在派捐时勒索围民而起纠纷。史料中常有“每遇修筑，捐费常多争讼”的记载。⑩光绪年间，四会县隆伏围连续四年崩决，连年维修堤围使派捐亦繁，于是围绅与围内民户发生纠纷，一边是围绅禀“围内塘户不肯出椿木、米饭，背碑违例”，另一边是围内民户认为派捐时有“藉端重索”等情，要求官府下达禁索令。(11)关于由谁来承担堤围的修筑也往往产生纠纷。兹以清代南海县大富围为例。据清康熙年间南海的《存院围基图碑记》云：“围基之设，原以防西潦，御东江，各堡自行修筑，由来远矣。”(12)即按通行的惯例，各处堤围是由所在的村堡负责修筑，“各修各基”。但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引发了一场纠纷。南海存院围的北围，属大富堡大富乡，因此又称“大富围”。是年，大富围的谭氏，因不堪重负，向官府呈请“通围协修”，要求全围共同承担大富围的修筑任务，试图打破成规。但是遭到了以佛山堡为首的周边各围的反对。佛山的地方权势力量还联合上控，如记载：“(佛山)偕同文武两社绅士，集诸八图里者，联控上宪”。(13) 2、农业灌溉的“区际争水”与陂圳纠纷 由于水资源的相对匮乏，在利用陂圳进行农业灌溉时，往往会发生“区际之间的争水”，即上下游区间由于分水不均，或是上游为更大程度上占有水资源，故意阻塞水源而引发争端。如番禺县西华村周、彭、梁三姓因争夺大塘陂水而起纠纷。时因彭姓长房与周姓税田居上游，彭姓次房与梁姓税田居下游。康熙五十八年(1719)，上游周、彭塞窄陂口，致使流往下游的水量减少，由此导致彭、梁不满而发生争讼。(14)再如番禺县夏(下)良、园下两村共用社塘陂，“缘下良与园下两村相望，田亩稍连，向有圳水一道，阔一丈，分灌两村田禾”。(15)由于下良村田亩稍高，在圳左右，园下田亩微低，于是在下良村外社前设障堵水，分为三道：南分水一道，阔一尺，灌下良圳左田亩；北分水一道，阔二尺，灌下良圳右田亩；中分水一道，阔七尺，直流顺注园下田亩。虽然两村自明代就达成了三、七分流的惯例，但是在具体操作时，却时常发生纠纷，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乾隆二十五年(1760)先后因分水不均互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