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清商帮的研究有很多。其中，很多研究都是从明清内部经济发展和商帮自身经营等方面寻找明清诸商帮兴衰的原因。商帮自身的经营管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封建社会的影响等常常被认为是导致明清商帮发生、兴旺和衰落的主要原因。 本文从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入手，从欧洲因海外扩张和殖民地财富获得而对中国产品需求骤增的角度，看海外市场需求与中国长途贸易扩展和明清商帮兴起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商人在海外和国内贸易中的利益丧失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下降，看中国经济衰落与中国商帮衰落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明清商帮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间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一致性：1.尽管诸商帮在兴起时间上前后有别，但其鼎盛时期大都是在16至19世纪初，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欧洲人用美洲白银、日本人用日本白银大量购买中国货物，中国被称之为世界的“白银蓄池”的时期；2.从诸商帮不同发展阶段所经营的主要商品种类来看，在各大商帮的鼎盛时期，丝、茶、瓷、棉布等在其长途贸易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些也正是海外市场大量需求的商品；3.中国商人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丧失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各商帮的相继衰落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关系。18世纪末，面对以国家军事武装力量为后盾的西方商人和清政府对中国海商(海盗)的围剿，中国海商基本上已被排挤出了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贸易圈。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人在国内又面临着与外国商人的不平等竞争。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也在因欧洲本土丝织工业、制瓷工业和英国殖民地茶叶种植业的发展而越来越丧失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地位。本文虽然强调明清商帮兴衰与全球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但并非是要否定国内经济发展和商帮自身经营这些因素对商帮兴衰的影响。本文只是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对明清商帮的兴衰作出充分的解释。 一、16—18世纪海外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 16—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欧亚之间贸易规模的大幅度扩张。麦迪森认为从1470年到1780年，欧洲商船的运载量增加了30余倍，从1470年的12万多吨增长到1780年的385.6万吨；而从欧洲到达亚洲的商船数目则从1500-1599年间的770只，增加到了1600-1700年间的3 161只和1700-1800年间的6 661只①。 从1545年到1800年，欧洲从美洲大陆获得了大约13.7万吨白银，从美洲和非洲获得了2 000多吨的黄金②，使欧洲大陆的货币储蓄量增加了5倍之多③。美国经济学家哈密尔顿(Earl Hamilton)曾经特别阐述了美洲贵金属流入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大量美洲白银和黄金的流入不仅导致了欧洲的价格革命，促进了欧洲和亚洲的贸易，而且也促进和推动了欧洲的工业发展④。六十几年后，美国的另一位学者布鲁特(J.M.Blaut)在其曾引起国际经济史学界巨大争论的著作Fourteenth Ninety-two(1492)中，也再一次强调美洲白银在欧洲资本主义崛起中的作用，以及它赋予欧洲商人在亚洲贸易中的优势。布鲁特认为大量贵金属的获得不但提高了欧洲商人在欧洲本土的购买力和竞争优势，而且还赋予了他们在亚洲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不光大大提高了他们对亚洲商品的购买力，而且使他们在购买价格上拥有优势⑤。正是因为欧洲人可以用从美洲获得的大量白银购买亚洲商品，使以往欧亚之间的奢侈品贸易变成了大众消费品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等因之大量流入欧洲。 从1550年到1645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万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⑥；而从1545年到1800年，则大约有6万吨，约1/3到1/2的美洲白银，最终流向了中国⑦。平均下来，合每年226吨或6026667库平两白银⑧。也就是说，从1545年到1800年，欧洲人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走价值大约为226吨白银的货物；这是1500年前欧洲每年购买所有亚洲货物的20倍之多。根据有案可查的保守估计，18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口生丝约1万担，价值约140万两白银⑨；出口茶叶近2000万磅(仅算由外国船运出的)，价值近400万两⑩。仅丝茶两项出口，就价值500余万两，约合200吨白银。这还没有算上瓷器和棉布等。尽管到18世纪后半叶时，英荷等国已开始一部分用白银，一部分用当地殖民地产品，如香料和鸦片等，来换取中国的产品，但白银的流入量依然非常可观。如此大的货物输出和白银流入不会不对这一时期国内商品经济和长途贸易的发展以及商人的经营活动产生大的影响。 二、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长途贸易的扩张 相对应于16—18世纪的欧洲商业革命，一些学者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未完成的商业革命)(11)；很多学者亦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12)。其主要表现为全国五大区域经济的形成以及以十大商帮为贸易主体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13)。侯外庐和陈诗启等学者认为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14)。而我们如果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也恰恰是欧洲人因美洲白银的获得和日本人因本国银矿的开采而对中国产品需求急剧增加的时期。另根据吴承明、唐文基和许檀等人的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商业城市明显增多，特别是在长江和大运河的沿岸地区，新发展起来了一大批县以下的商业城镇(15)；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不仅导致了城乡间市场网络的形成，而且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各区域经济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带来了一个全国市场的形成；同时，海外贸易的扩张也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如蚕桑业、丝织业和制瓷业在广东和福建的兴起。《竹枝词》中那首“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就清楚地表现出了广东蚕桑生产的出口贸易性(16)。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海外贸易对中国明清商品经济和长途贸易发展的刺激作用不光是因为欧洲、日本和美洲新大陆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而且是因为对方是用白银，这个当时中国缺乏，中国人喜爱的东西来购买中国的产品。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促进了明清社会的白银货币化，如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和清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就是“白银货币化”的具体体现；而白银的货币化则更加加剧了中国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其不光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也解决了长途贸易中的交换媒介问题；因为对于大宗商品的长途贸易来说，只有价值高昂便于携带的白银才能成为其交换的媒介。大量白银的流入和使用是16—18世纪明清长途贸易得以大规模发展的基础(17)。正是在海外市场需求中国产品，中国社会需求白银的情况下，白银从欧洲、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丝绸、茶叶、瓷器和棉布等从中国行销海外。凭借着白银，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海外需求急剧增大、国内长途贸易迅速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中，闽、粤、浙、徽、晋等各大商帮也商运亨通，分别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进入鼎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