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財富？如何運用財富？我想中國古代儒家的財富觀，也許對我們有所啓示，可供我們參考。 一、財富是什麽？ 財富，古代儒家說成富，也稱“利”。中國歷代儒家論財富者甚多，還常有新見。我以为，富也將和愛情一樣，是一切思想家不斷探討的永恒課题。 《論語·子路篇》載：“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孔子說衛國的公子荆善於管理家業。剛有一點財產，孔子就說：“差不多合格了。”稍微增加一些財富，孔子又說：“這就比較完備了。”當他富裕的時候，孔子就說：“這就很美好了。”這三個字：合、完、美。合是基本合格。完是比較完備。美是相當美好。財富越多，孔子的評價也越高。這說明孔子是支持富裕的，讚美富裕的。財富是美好的。這反映了孔子對財富的基本看法。儒家主張推己及人，自己喜歡富，也要讓大家都富，讓使人民也富起來。孔子有共同富裕的思想。於是，“恭喜發財”成为通行語，“招財進寶”、“升官發財”、“發財致富”，這些平民所企盼的，都離不開“財”字。 有些儒家認为好義與欲利是人生來就有的天性，也是必需的。如荀子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說：“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利是養身體所必需的，人需要利也是與生俱來的本性，是正當的。即使聖人也不能去掉民衆的欲利之心。不過，聖人可以教育人民“欲利”不要超過“好義”。一旦超過，就可能破壞人際關係，引來很多麻煩，其結果可能喪失更多的利。为了社會和諧，也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儒家主張要重義輕利。因此，董仲舒說：“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同上)義對於人來說，比財富更重要。財富有兩面性，它首先是美好的。或者說它本身是美好的，另一面是被無知無德所歪曲了、所利用了。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沒有特別高尚的品德，喜歡講仁義，長期處於貧賤地位，也是不光彩的。 總之，儒家認为財富是好的，但要加以分析，一是如何挣來的，二是如何用的，取之以道，用之於義。 二、致富之路在何方？ 財富是美好的，人可以追求財富嗎？孔子認为“富貴在天”，富與貴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是人無法强求的。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篇》)如果能够求到富貴，那麽，孔子願意從事低賤的工作(即使充當駕馭馬車的車夫)。要注意：低賤不是卑鄙。如果自己的努力求不到富貴，那麽，就可以按自己的願望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孔子說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顏回水準高，道德也高，就是太窮了，缺乏的正是財富。顏回的學問道德都不錯，就是太窮了。當然，孔子的學生就有不聽命運的安排的，通過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致富。典型的有端木賜即子貢。他不受命運的支配，從事商業活動，由於預測市場行情比較準確，賺了很多錢。而道德和學問都比端木賜强的顏回，不肯出去做生意，也不當官，只是守在家裏受窮，在貧病交加中英年夭折。顏回英年夭折的教訓，也說明財富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孔子對他們兩個作了比較：“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孔子另一弟子曾參，《韓詩外傳》卷一第一章載：“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禄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禄。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曾參開始为了養親，薪水很低，他也去任職，這時他“重其禄而輕其身”。親沒以後，齊、楚、晉各國都來聘他任大臣，這時他“重其身而輕其禄”。因此，他“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沒有養親的問題以後，他就慎重選擇國家，自己的身體就是最寶貴的財富，不輕易許人。 孔子根據當時的社會狀況，認为從事農業生產，發不了財。要發財，首先要學好文化。他說：“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論語·衛靈公》)學習文化就是追求富裕的普通途徑。所以在儒家看來，富是可求的，也是不可求的。從可求的角度講，謀事在人；從不可求的角度講，成事在天。能否求到財富，是社會多方面因素的綜合結果，其中包括客觀條件與主觀努力。而這綜合因素，古人不清楚，將其歸結为“天”或“天命”。 司馬遷認为富是必要的。如說“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是指清由於富而受到秦始皇的表彰。《史記·貨殖列傳》說：“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在和平環境中，空談仁義，不會挣錢，長期貧賤，那是“足羞”的。後代人概括儒家的致富思想：“君子愛財，取之以道”。這個道就是正道，不是歪門邪道。正道就是通過誠實的勞動，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發財致富自然是正當的，合理合法的。 如何發財致富，還是有高低之分的。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有精彩的概括。他說：“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指生產，主要是農業生產和畜牧業生產。生產致富是最好的。末，指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必要環節，包括小手工業、加工業、商業、運輸業、服務業。通過這些加工、轉運、倒賣的活動致富，是第二等的。最下等的是奸富，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謀取暴利。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通過歪門邪道，損人利己，危害社會，從而達到發財致富，都屬於奸富，發的都是不義之財。司馬遷歷數當時各地賢人的致富，他們有的開礦冶鐵，有的做魚鹽生意，有的從事長途運輸、倒賣糧食，有的種果樹、養牲口，有的在亂世抛金玉、藏糧食，他們“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他們都有一些絕技招數。因此可見，“富者必用奇勝”。“富無經業”，發財致富沒有一定的行業，只要有奇術，哪一個行業都能够發財致富。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同樣也可以說：世上三千業，業業能致富。 三、爲什麽要富而後教？ 《論語·子路篇》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段記載是非常重要的。大意是：孔子到衛國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趕車。孔子說：“人口真多呀！”冉有問：“人口已經很多了，又該怎麽辦？”孔子說：“使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已經富裕了又該怎麽辦呢？”孔子說：“對他們進行教化。”後人對這段話歸納为“富而後教”，是孔子儒學的重要思想。富以後，如果不進行教育，那就會墜落、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