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风靡一时的“新新闻主义”曾为批评界所猛烈抨击，一度销声匿迹。然而，到九十年代“新新闻主义”却奇迹般地重新兴起。“新新闻主义”为什么能够卷土重来？围绕着它的复苏，又引发了什么样的争论？刊于《美国新闻评论》杂志1994年10月号的一篇文章对此作了分析。现编译出供读者参考。该文作者查理斯·哈维曾是《华盛顿时报》的记者，现在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任职。 二、三十年前，报章曾公开嘲笑“新新闻主义”的中心人物汤姆·沃尔夫只具有蚂蚁的社会良知，完全不懂新闻还有真实这一说。在当时，谁要是预言“新新闻主义”有朝一日还会卷土重来，一定会被视为有点异想天开。 尽管如此，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象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城报》。 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新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特点：用描写手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 复兴的原因 《巴尔的摩太阳晚报》工作时曾两获普利策奖的琼·弗兰克林，如今是俄勒冈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新闻学教授。他认为“新新闻主义”的复兴是读者兴趣“钟摆效应”的结果。八十年代，以《今日美国》为代表的一派报纸曾试图以“强刺激、大信息量、数字统计”特色吸引读者重新捧起报纸。然而，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读者对“描写手法”的兴趣再度高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1993年的一次研究证实：与许多其他类型的新闻报道样式（包括传统的倒金字塔式）相比，“描写性新闻”可读性更强，甚至传播信息的能力也更强。 波士顿大学的新闻学教授马克·克莱默认为很多新闻报道的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人情味。例如当劫案发生时，没有报道告诉读者抢劫犯的人品究竟怎样。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新闻学教授诺曼·西姆斯则批评报纸只对反常的丑闻进行报道，而忽视了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他们认为“新新闻主义”复兴是这种读者需求长期未得到满足的结果。 其他媒体的竞争也是“新新闻主义”复兴的重要原因。《俄勒冈人报》的高级编辑杰克·哈特说：“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是极难对付的高手。电视、好莱坞电影，如今又多了交互式的电脑游戏。它有主角、挑战者、行动、故事，甚至还有大结局，无怪乎人们玩得无法自拔。”美国报纸联合会的报告最近披露，成人阅读日报的比例已从1970年的78%下降到了1993年的62%。独立撰稿人唐·富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会登载任何能把读者重新吸引回来的东西。 “新新闻主义”也确有吸引读者的地方。与倒金字塔式的新闻不同，它让读者自己在阅读中寻找答案，从而不断给读者带来知识和趣味。波因特学会搞媒介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人一般总是用“描述”去获知、去理解、去记忆、去寻找意义。因而，“描写性新闻”更符合读者的思维习惯。 引起的争论 “新新闻主义”的复兴同时也再次引起了广泛争论，争论焦点仍然集中在消息来源和新闻准确性上。 反对者们认为文学技法有歪曲历史和失去读者信任的潜在危险。他们说，沃尔夫式的“描写性新闻”经常直接写出人物的内心思想，真不知道记者是怎样深入别人的内心的；有时甚至整个会议、场景都能“再现”，也没有任何提示告诉读者它的新闻来源。 “新新闻主义”的支持者也承认“描写性新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技法。他们承认“性格化”是无法证实的，对话也经常是无法证实的，依赖这些东西的“文学性新闻”本身有很多不可知因素。 不过，琼·弗兰克林等人辩解说：采用“描写性新闻”写作的记者们并不见得比采用倒金字塔式写作的记者们更有可能伪造引文或隐瞒事实。事实上，有机会写“描述性新闻”那样长篇作品的往往是一些老资格的记者。他们艰苦奋斗赢得了诚实的名誉，不大可能再去伪造或修饰事实。波士顿大学的马克·克莱默说：“毕竟人们不会因为你采用了‘描写性手法’就视你为英雄。” 支持者们还强调“描写性新闻”的写作要比一般新闻的写作多花两倍、三倍甚至是四倍的时间，因为他们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核对事实、场景、对话以保证其准确性。《华盛顿邮报》杂志的撰稿人沃特·哈灵顿说：“基本前提是你必须比一般新闻更严格要求自己。一个报道有可能要花上几月或几年的功夫，因为有太多的层次要报道。”《华盛顿邮报》时尚版的撰稿人辛西娅·高妮在撰写一部关于人工流产的书。为了解释一个天主教产科医生的信仰，她将自己沉浸入医生的世界。她和医生进行长时间、多角度的交谈，读他曾读过的一些书，包括他在读大学那个时代的一些道德教科书和一种天主教医生的期刊。高妮是如此投入以至最后简直象是在天主教学校里长大似的。 在“新新闻主义”的新生代中，对技法和标准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华盛顿邮报》杂志的沃特·哈灵顿认为只有某人亲口告诉过记者他想的是什么，记者才可以写某人在想什么。《纽约时报》的编辑主任小尤金·L ·罗伯茨和独立撰稿人唐·富莱认为记者有时必须在文中向读者提供消息来源。 但其他一些人则在描写人物思想和感觉方面走得更远。《华盛顿邮报》的辛西娅·高妮曾把撰写好的稿件念给医生听，医生指出了与他实际思想有细微差异的几个地方，并说高妮写得基本正确。鲍勃·伍德沃德与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在他们合作撰写的一本关于最高法院的书《兄弟们》中，曾描写过一个首席大法官的内心思想。他们根本不可能与这个法官有过交谈，又怎能自信地写出他想的是什么呢？伍德沃德说：“这个大法官曾将心里所想的告诉给16个人，我们与其中的15个或16个人进行了交谈，从而得出结论。同时，他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琼·弗兰克林认为“再现”记者没能亲耳听到的人物对话确实是异常困难的；然而如果能得到当时在场并愿意谈谈情况的几个人的帮助，又掌握一些实用的心理学知识，这并非毫无可能。如果回忆的是结婚、参加父母葬礼等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也往往可以记起多得惊人的细节。为了保证这种回忆的准确程度，琼·弗兰克林会问采访对象一些他能事后检查的细节，他说：“如果这些细节经核对后是真实的话，我倾向于相信他的其他回忆。否则我就会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