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中的交往理性初探

作 者:
唐桦 

作者简介:
唐桦,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国家“985工程”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台湾研究集刊

内容提要:

两岸关系是一种交往实践。现实中的两岸关系,对话和独白相互交织,彼此牵制。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促使了两岸共同的“生活世界”的形成,两岸关系从扭曲的交往模式走向合理的交往模式。在两岸关系中构建交往理性,是本文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语境下的尝试。两岸的儒学传统可以被发展为别具一格的两岸的交往理性。一种以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交流为核心的两岸交往伦理的建立,必定会对两岸的平等对话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1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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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0)03-0046-10

      哈贝马斯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模式,并最终归为两类:交往行动和策略行动。交往行动以沟通为取向,参与者是为了达致理解;策略行动以目的为取向,参与者是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①任何一个经由交往而达成的共识并基于共识而进行的行动,都是交往行为。人通过交往行为,在相互的社会化学习过程中,人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统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类合作机制的基础。②两岸关系主要是指大陆和台湾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由两岸行为主体组成的两岸的联动关系。③交往在哈贝马斯理论的语境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交往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即是一种旨在实现一种目的的行为,也就是有目的地、因果地介入客观世界的行为;狭义的交往则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和沟通。两岸交往的合理性不表现为通过个体的自我反思可以找到标准,而存在于两岸的主体和主体之间持续进行、生动多变的交往、讨论和批判之中。这个层面上,两岸关系是一种交往实践。两岸关系被看做是交往实践,有一个共同预设的前提,即自我与对象的内在同一性,即自我本来在对象之中,对象本来在自我之内,这样两岸才能形成相互交往的关系。交往象征着人在对象化活动中的一种生存境遇,只有当其与对象实现内在的同一的时候,他才是交往的。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两岸间的依存关系也进一步发展。

      一、从“独白”到“对话”:两岸关系的认识论转向

      两岸曾隔绝数十载,在过去对峙的状态下,无论是大陆的对台宣传还是台湾对大陆的报道,其基调主要为“政治喊话”。隔绝和对峙情境下的两岸关系本质是一种交往的扭曲。被曲解的交往行动的公共性、可理解性已经完全丧失,变成私人性,甚至个体自身也无法理解的交往模式。④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立场、情感去了解对方,批判对方。两岸交往往往以不同形式沦为手段或客体,这种交往主体的手段化会导致交往主体的片面化,即相互交往的人们不是作为特定主体的规定性而进行相互平等的交往,而是作为片面的、被动的人进行片面的、扭曲的、异化的交往,从而使人与人的交往与理解难以真正建立起来或者只能虚假地建立起来。两岸很多时候都将两岸关系当做一种资源手段,却忽略了人际间的相互了解多于策略性的取向,这使得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人类的认知能力、行为动机和互为主体性的语言是交织并关联的。两岸过去纠缠于意识形态斗争导致“同意本身的主体间性变形,并一贯地歪曲日常交往”。⑤

      长期以来大陆主要以“统一/独立”的两极对立为论述形式;台湾则以“民主/专制”的两极对立为论述形式。两岸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模式,严重妨碍两岸交流与了解。这种扭曲的交往随着一个特定社会里制度化的系统所特有的压抑的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在这种交往中,日常语言受到了扭曲。由独白方式构建的语言系统在过去的两岸关系中是很常见的,它基本就是表达经验,是对语言的工具式使用,所能达到的,不可能是主体间的理解,而只能是自身的自我理解,变成一种操作化的语言。在这样的语境中,即使交往主体之间有某种认同,也是迫于社会力量的支配、控制与操纵,因而是一种虚假的“意见一致”。这样一种违背主体意志的扭曲性交往是一种“无效交往”。⑥

      两岸关系经历剑拔弩张的隔绝对立阶段,发展到经济合作加速、政治对立缓和、社会整合加快阶段,迎来了目前的大开放、大交流、大发展的新局面。两岸关系真正的转折点,是在2008年5月台湾岛内政局发生积极变化之后。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郑重发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涉外事务等方面,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从“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再到“和平发展”,都是与时俱进、一脉相承,具有长远和伟大战略意义的重要调整。⑦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减少了两岸交往的时空障碍。通过旅游观光、参观访问、学术交流、互派学生等形式的文化交流使得两岸的知识、思想、制度、观念、习俗不断融合。两岸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具有相互渗透和依赖的特征,很自然会引发两岸人民对共同命运的关怀。同时,两岸面临诸多共同问题所造成的危机感,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共同努力,都会使两岸人民产生共同的命运感,而这种对命运的共同经验与记忆的结合恰恰是共有观念形成的条件。胡锦涛2009年5月在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表示:“今后一个时期仍然要把全面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作为重点,当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考虑到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同你们共克时艰。今后,如果形势需要,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⑧随着共同命运的地位不断提高,认同他者的动力也增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描绘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整体架构,有利于促成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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