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认同和支持该党及其候选人的选民群体和个体之总和。政党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其在政治体系中的实力之强弱，为此各个政党无不铆足全力来维持和拓展其社会基础。一方面，各政党充分利用已有的或潜藏的政治社会分歧和价值冲突来动员特定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不同的选民群体势必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而选择支持不同的政党，因而形成政党在社会基础上的差异和特色。多年来，学者们在对于台湾政党的研究中发现，各政党的支持者在政治社会特质方面的确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台湾地区特殊的政治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社会分歧和价值冲突。以下从经济社会地位、省籍身份、族群认同、统独倾向等角度对民进党社会基础的特征进行初步分析。 一、从经济——阶级的角度看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及其变迁 列宁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备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著名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写道：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即使许多政党已放弃阶级冲突或阶级忠诚的原则，但分析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支持力量仍表明，它们确实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就世界而言，可以作出的最重要概括是政党不是主要以下层阶级为基础，就是主要以中产阶级和上层为基础。毫无疑义，民进党社会基础最主要的特征必须从经济——阶级的角度进行分析。 自台湾光复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一方面，经济发展基本上兼顾了“成长与均得”，在平均“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并未造成贫富差距过于显著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垄断社会资源和全面控制意识形态，致使台湾民众的阶级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此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宪政改革”、“国家认同”等争议及省籍矛盾先后成为台湾各政党激烈攻防的焦点，这都使得“阶级议题”在台湾的政党竞争场域中一直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政党之间的竞争并非体现为阶级意识的激烈对抗。尽管如此，研究者们还是发现，各政党的支持者在阶级背景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而民进党在成长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来逐步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党外运动开始，民进党及其前身党外势力就以被打压、受迫害的形象凸显自身的弱势地位。面对国民党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带有浓厚激进色彩和革命性格的民进党，自然会把同样遭受国民党压迫、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阶层及其群体作为知己，运用各种反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把他们引导、争取、聚集为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所实施的一项研究中，台湾学者林佳龙发现，如果把台湾选民按照职业特性区分为不同阶级，那么当时较支持民进党的是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营商、企业家、公司股东）和劳工阶级（包括工人、交通运输工作者、王工机构普通职员），具有这两个阶级背景者合计约占当时支持民进党选民的八成。相比之下，小农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农、渔民、盐民）和中产阶级（包括军公教人员、自由业者、工程师、文化事业工作者、专业经理人员）支持民进党的比例相对较低（这两个阶级的选民中支持民进党的比例都不到一成五），民进党选民中具有这两个阶级背景者的比例合计只有两成左右。可见，当时民进党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①。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当时台湾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事实密切相关。 就小资产阶级而言，虽然他们随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领域中的活跃分子，但仍然必须面对少数大财团、公营企业及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在这种处境之下，小资产阶级较能感受到官僚腐化、特权横行以及法规、体制的不合理，并且希望反对势力制衡国民党的专权独大②。而民进党也充分利用了小资产阶级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不满心理，把中小企业作为积极争取与合作的对象。在其基本纲领之中清楚表明扶助中小企业、肯定中小企业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的立场，在实际活动中常以中小企业代言人自居，维护和坚持中小企业利益的态度和政策主张③。而中小企业主的确在历次选举中，无论是财力支援还是选举动员，都给民进党予大力的支持。对于劳工阶级，过去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工会的传统功能——与资本家议价因受种种限制而无法发挥，使得劳工阶级在劳资矛盾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台湾的劳工阶级必然寻求外援，希望在政治层面有自己的代表，或者能得到某些政治团体的支持与协助。于是民进党内自始奉行群众运动路线的“新潮流系”，利用劳工受资本家压迫和憎恨国民党袒护资方的不满情绪且需要外援之际，通过各种社运团体，运用包括街头抗争等各种斗争形式，深入劳工组织的基层，争取普通劳工的支持④。此外，民进党通过类似的手法极力争取老人、妇女、残障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及环保、人权、消费者保护、反核等以单一议题为取向的社运团体的支持。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民进党与各类社会运动团体一起发动举办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集会及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发动各种社会运动，民进党有效地维持了其行动的能见度，不仅与民意与社会议题紧密结合，广泛动员群众，而且积极地为当时的选举活动宣传造势。至于同样作为弱势阶级的小农阶级当时对民进党的支持度较低的情形，则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国民党当局溃逃台湾之后，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造就出广大的自耕农阶层；另一方面通过农（渔）会、水利会等基层组织对广大农村展开长期服务与控制，加上小农阶级政治性格的保守性，使得小农阶级长期成为国民党政权重要的群众支持基础之一，而对民进党的支持则较少。而中产阶级当时支持民进党的部分不大，即因为其中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公教人员所占比重较高。如果将公教人员自中产阶级中分立出来，那么非公教人员的中产阶级甚至反而倾向于支持反对势力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