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民主化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从非民主走向民主特别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应该说民主的价值，是具有普世性的，但是由于各国、各地区的特殊处境和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因此，政治民主化在世界各地常常呈现出各种特有的民主发展的模型和轨迹。就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理念和实践而言，一般是从制度化的概念出发，认为，民主化也是一个建立宪政、政党、多元社会、分权政府、人民自由权、平等权保障、实践分配正义以及公平公开选举制度的过程。 一般来说，政治民主化并不会使参与进程中的民众发生国家认同的歧异，但是由于台湾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权力结构、历史文化背景、原有的社会结构、政治文化价值变迁等因素，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却充满了国家认同的冲突，国家认同甚至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操弄工具，最终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台湾地区国家认同的混乱和异化，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带来诸多风险和变数。笔者以为，中央政府应当根据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与社会新格局和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持续推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多元、有效的政策。而只有两岸统一才能根本解决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危机。 一、合法性危机与台湾政治民主化 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的环境和压力，首先是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1949年年底，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也将“中华民国”政府迁到了台湾，作为其“光复大陆”的权宜措施。与当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重庆所不同的是，国民党政权已经丧失了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实效统治及民意支持，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性，只是占据台湾地区一隅，实行高压、威权统治，并暂时性地在国际上非法把持着对中国的代表权。所以，从本源上讲，国民党政权或“中华民国”政府丧失了对于中国人民的代表性和统治合法性，这是其最根本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也是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结构性局限和大背景。 这种根本性的危机，对内表现为国民党政权已不可能再次对大陆实施有效统治，但它从“反攻大陆”的思路出发，宣称这种危机是暂时的；对外则是其对于中国代表权的丧失，当然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而未能及时体现。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国民党政权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于中国的席位的恢复，这是在国际法意义上宣告了“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政权）的非法性，其合法性危机彻底暴露出来，首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外部合法性”的破产。与之相伴的则是，国民党威权政权所极力维持在台湾地区的“内部合法性”也在衰退。由于国民党政权尽力维持一个代表全中国的政治架构，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机构和权力分配机制不以台湾地区为基点，表现在利益分配上，就是大陆籍的人士占据着大多数的政治和社会资源，权力的分配极不平等。当对于整个中国代表权丧失以后，国民党政权自身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种政治认同的变化发生在政府层面，本不应波及国家认同层面。 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波民主”的冲击，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后中产阶级兴起，民主意识勃兴，被高压统治长期压抑的民众要求有更大的、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而且即便是统治的有效性也并不一定就会产生合法性，那种“戡乱”、威权统治也必然受到挑战和冲击，专制独裁、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必然走向民主自由，这种危机可以看做是第二种“合法性危机”，当然它是和根本危机密切相连的。国民党政权在应对这层次的危机时，就力图重新建立起“内部合法性”，也开启了台湾地区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随后逐渐扩大了民众的政治权利，开放各级次的直选，也开始了“政治本土化”，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发展。 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家认同变迁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其在政治民主化上的实验，可以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提供素材和经验教训，客观上也给台湾人民带来了一定的权利提升，在这个意义上讲，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正如前文分析，这种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存在着一个先天的结构性缺陷，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主化却是在一个国家意义的政治架构上施行，“国家”层次的政治民主化的药方，并不能解决台湾当局的合法性危机，却必然带来国家认同的错位和混乱。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少在1990年代以前，这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主流。国民党政权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正统之上，本来会强化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但是由于“在台湾的中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已经面临双重合法性危机，政治民主化首先是对于其威权的质疑和挑战，进而也波及其所持的意识形态。比如“戡乱”、“戒严”体制，是国民党政权假借“光复大陆”、“统一中国”的名义，实是为了在台湾推行专制统治的产物，对于这种体制的反对，也波及了对于中国统一的坚持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所以，令人遗憾的是，政治民主化是对于国民党政权独裁和独大的反对，但国民党政权非法占据并坚持对于中国的正统，部分政治势力为了反对而反对，连带地将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感也全面否定了。 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些政治人物则鼓吹所谓的言论自由，对于国家认同这种根本问题进行“解构”，使得民众的国家认同观陷入混乱境地；还有就是出于政治斗争中争权夺利的需要，曲解国家认同、统独问题，将其作为自己动员、操纵民意的工具，如恶意把本省与外省人之间的竞争歪曲为台湾对中国的斗争；在“本土化”的旗号下，鼓吹台湾主体性，散布“台独”意识。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感逐渐降低。岛内大多数的民调显示，虽然大多数台湾民众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其中自认为“是中国人”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减少趋势，而强调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明显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