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9）04－0016－10 “台湾主体意识”在岛内已成为主流政治话语，围绕着这个概念形成了“主体性认同”的概念谱系，对岛内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政治人物无论蓝绿，均将坚持“台湾主体意识”作为自己的基本政治立场。然而，对于“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内涵，诸多解读却各执一词，形成了“一个概念，各自解读”的局面。鉴于“台湾主体意识”概念的重要性，本文尝试对这个概念进行简单清理，以求正于方家。 “台湾主体意识”概念的流变 “主体”（subject）作为古老的哲学概念，是指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的承担者，相对的客体（object）则是指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对象。“主体性”强调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其核心是人的能动性问题。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主客体的关系中，主体性具有重要的地位，主体的存在一方面受到客体的约束，但是主体本身又具有很大的能动作用。②“主体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意识到自己是自足的存在，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在自己意识的支配下主导自身的发展。相比较而言，“主体性”侧重于本体论层面，强调主体自身的“存在”；而“主体意识”则更强调认识论的意涵，强调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的观点。③ 本文主要讨论作为认识论层面的“台湾主体意识”。很显然，这两个概念具有伴生性质，在讨论“台湾主体意识”的时候不可能绕开“台湾主体性”概念。简单地说，“台湾主体性”强调“台湾”是一个能动的自足存在，④ 具有作为“主体”的自足特征，所追求者是在实践活动中可以保持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价值。所谓“台湾主体意识”则是指行为主体认识到且认同“台湾主体性”的存在，并在坚持“台湾主体性”前提下展开实践活动。因此，在认识论的角度上说，“台湾主体性”是“台湾主体意识”的基础，是“台湾主体意识”建构的逻辑起点。但是“台湾主体意识”的建构路径和结果并不唯一，甚至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文还要提及，此处不赘。 “台湾主体意识”大约发轫于日据时期，在“日本统治台湾以后，作为被统治者的台湾人集体意识的‘台湾意识’逐步出现”。⑤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镜像中，台湾民众感觉到了自己不同于殖民者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提出比较清晰和明确的“台湾主体意识”概念，但从本体论而言，“台湾意识”已经型构了以后“台湾主体意识”的基本内涵。不同的是，这时的“台湾主体意识”立基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和文化差异，反映的基本上还是民族矛盾。 二战以后，较早意识到“台湾主体意识”并对“台湾主体性”概念进行清理的是台湾学者戴国辉教授。在其台湾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主体性”是一个核心概念。针对当时台湾地区史学界受日本影响深重的情况，戴氏认为，在学术研究中，“作为研究主体者，千万不该站在媚日之立场，连亲日的立场都该有所扬弃”。最理想的立场，“不待言该是知日之立场，笔者早察觉台籍中上层人士有失去自我尊严，抑或自我迷失立场者不少，因而提示树立‘台湾人’该保持的主体性”。⑥ 台湾学者王晓波教授认为，戴国辉的台湾研究虽是从“自我主体”出发，但并不是局限于“自我主体”，而是要以“通过内省”的“主体”能动性超越殖民地伤痕和悲情，以达到“内在自由之崭新境界”。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国辉教授的“主体意识”强调的是作为“台湾人的尊严”，即（1）出生的尊严；（2）民族的尊严，即保持自己的民族属性，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以之作为自己文化认同的标志；（3）学术研究的尊严，即以客观和公正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对社会和人类有所贡献。⑧ 所以，戴氏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有强烈的认识论意涵，即立基于民族和文化的立场摆脱台湾的殖民地阴影，客观反思台湾的历史和现状。 20世纪60—80年代，随着台湾政治的变迁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主体意识”在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主流政治话语，此一时期这个概念基本内涵的流变最为剧烈。 一方面，“台湾主体意识”在岛内成为表征身份认同差异的政治符号。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以族群斗争为外衣的权力斗争在台湾政坛长期存在。占人口少数的外省族群长期垄断了大部分政治资源，少数本省籍精英则以族群身份认同为依托进行斗争。随着台湾政治转型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本省籍精英的自主意识不断强化并得到了部分本省人的支持，以省籍区隔为背景的“台湾（本省）人主体意识”不断发展起来。国民党当局为弥补统治的合法性危机，采取了本土化的路线和政策，以缓和来自本省籍精英的政治冲击。一时之间，“本土化”成为台湾政坛最为时髦的口号。但吊诡的是，对于本土化的真正涵义，在台湾政坛反倒乏人问津。⑨ 在这个意义上说，本土化的过程也是“台湾主体意识”日益凸显的过程。 另一方面，在两岸关系的政治对立结构下，“台湾主体意识”作为表征“台湾人”意识到台湾生存状态的重要概念，具有在整个中国的镜像中寻求自我定位的意涵。目前学界对“台湾主体意识”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分歧，一是坚持“台湾”与“中国”的联结与联系。这种联系既有文化上、心理上的，也有政治上和地缘上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典型、也比较多的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内在统一性。⑩ 也就是说，“台湾主体性”是在中国主体性的框架内存在和发展。二是认为应该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区隔与对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区隔与对立往往以国家认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台独”理论的建构中，更是强调这些冲突。郭正亮甚至认为，“有关台湾主体性的争论，历来常以国家认同分歧出现。”“台湾主体性的辩证，其实就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时展开自我认识和互相认识的过程。”(11) 这种论调在“台独”理论中俯拾皆是，其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均是要建立起完全排斥中国因素的“台湾主体意识”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