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07-07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两岸关系得到迅速的改善。2008年底两岸实现了“大三通”、2009年5月首届“海峡论坛”的成功举办促进了两岸民间的大交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与此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台独”势力依存。而且，“台独”活动所依托的当代“台湾民族主义”仍然没有销声匿迹。更甚者，我们应该看到“民族主义”认同分歧已然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结构问题。“在两岸的血缘、文化、经济融合与政治脱钩的情境中，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摆荡，并成为实质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深层结构问题。”[1](P133-286)简言之，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当代“台湾民族主义”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本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样一种认知事物的基本逻辑，下文将分析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建构工具、性质与特征，并探讨当代“台湾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以及如何应对等，以期对这一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层因素有更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一、当代“台湾民族主义”的建构工具 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强调的是人民的民族意识及对国家的忠诚，这种民族情绪的形成常在遭遇外来侵略压迫时，成为团结对抗外侮的工具。[2](P93)迄今为止，民族主义仍是世界上最为强有力的政治思潮之一。其基本内涵是：唯一适当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政治疆界和民族疆界一致，并且其统治者属于该民族的成员。有关民族的定义很多，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P5)因此，民族主义运动，即以民族为基础创立现代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建立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主义运动的共同趋向。 1.族群vs.民族 “族群”这个概念引自于现代西方政治学界，是一个区别于“民族”的概念。西方政治学界认为，民族主义发展到现代，很多国家内部的冲突已经无法用民族冲突来定义，因而就派生出了“族群”概念，其较宽松的定义是指：在大的社会脉络中一群分享共同兴趣与价值的人组成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具有共同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还有共同的认同目标、利益认识和情感追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ethnic group”研究和讨论在国际上的流行和广泛应用，这一概念很快被引入台湾，并被翻译成中文的“族群”，与此相关的西方族群理论也很快找到了与之相适应的土壤。一些学者将这种情况与美国的移民社会相类比，开始对台湾社会结构进行“族群化”研究。最初的族群概念只适用于台湾的高山族内部。但是，后来族群概念被广泛应用在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等许多层面。 按照西方族群的划分标准，台湾“应该只有汉民族和台湾原住民两大族群。”但是，由于台湾政治多元化和“台独”势力利用“省籍”、方言(如闽南话、客家话)等因素对汉族群体进行的“认同政治”分化，台湾的“族群认同”又表现出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群体分化。这种以所谓“族群性”分化的“族群”，形成了所谓“四大族群”格局。但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族群’一词已进入了台湾的日常话语。当台湾人试图建构自身的认同以区别于中华民族这一认同时，‘族群’是一个有助于排外的语汇。”[4](P129-136)对此应该铭记于心。 2.台湾意识的三种解读 按照台湾学者施正锋的观点，台湾意识是一种以“台湾”为认同对象的群体意识。简单来说，台湾意识就是“感觉到自己是台湾人的意识”，也就是“台湾认同”或是“台湾人认同”。而政治学对集体认同或意识(或民族、民族认同)是如何产生的，认为存在“原生论vs.结构论vs.建构论”三种解释：原生论认为一群人的集体认同建立于有形文化特色、或是生物上的特征；结构论则以为一群人集体认同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不满自己人在政治权力、经济财富、或是社会地位上的分配不公，而血缘或文化的特色只不过是精英动员的工具罢了；建构论则主张认同都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因此强调共同历史、经验、或记忆等基础(不管是真的或是想象出来的)，才是决定民族认同的关键。[5](P1-3)在“台湾意识”、“台湾民族主义”的建构中，建构论是主要的理论工具之一。 3.民族、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一般认为，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中存在三大范式即原生主义、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首先，原生主义强调民族的原生性，大体包括两重涵义，一是民族产生的自然性，即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非人为建构的产物；二是民族的历史久远性，即民族、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没有联系，它们在前现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其次，现代主义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市民性或公民性以及缘起的西欧性等。[6](P148)最后，族群-象征主义则特别强调民族的族群基础，它认为民族的基础或核心是具有文化属性的族群，除此民族是无法孕育的。与此同时，族群——象征主义十分强调神话、记忆、价值和传统等主观象征符号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作用。[7](P104)这三大研究范式各有其优缺点，其中，按照现代主义学派的观点，“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8](P10)因此，不是有了民族的存在，才有民族，而是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在民族意识中才有民族。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些台湾学者正是采取现代主义学派的观点来建构其关于“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