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641（2010）02－0025－04 干部年轻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迄今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实践中也逐渐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然而，综观大量的讨论，有关这一误区的成因与对策的探讨似乎尚需进一步深入。笔者试就此略述思考与看法，希冀对矫正干部年轻化的实践误区，进一步发挥干部年轻化政策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1]进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有所借鉴和启迪。 一、干部年轻化的实践误区及其成因 我国的干部年轻化政策是特殊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源于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针对的是当时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严重老化的严峻现实。众所周知，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梦想和追求。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十年“文革”又使我国的现代化巨轮被迫搁浅。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结束，第三次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在领导全党进行繁重的拨乱反正的同时，对如何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思考。基于现代化的本质和要求，他首先把知识和人才提到重要地位：“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2](P40)他尤其对当时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严重老化，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问题高度关注，及时地将选拔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极其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他指出，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实际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2](P221)为此，他把选拔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接班作为老同志的一项重要责任，强调老同志“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拔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2](P321)现在我们工作中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我们应该把这层骨干尽快地提拔起来。[2](P223)邓小平的这一极富战略意义的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干部年轻化逐步被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政策。 今天，三十年过去，整体的历史地看，一方面，干部年轻化政策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它的贯彻为我国的干部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提高了干部素质，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逐步废除，增强了我国干部队伍进而政治体制的生机与活力，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误区，有些甚至还很严重，其集中表现是唯年龄是从，把年轻化的丰富内涵缩小为片面的年龄大小，干部年轻化无形中被转换成了干部青年化、低龄化。一些地方硬性规定35岁以上的干部不再进入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原则上不再进入县级党政班子。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后备干部的选拔也都遵循类似的规定。还有一些地方，硬性规定40岁出头的县长、书记、处长，50岁左右的市长、书记、司长都必须让位，造成了一种青年干部“大跃进”，中年干部“大跃退”，年长干部“大退让”的不正常局面。[3]干部年轻化事实上转变成了一种严重的年龄歧视，不仅剥夺了那些年龄相对较长，但思想素质、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工作能力等方面优秀的干部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浪费了国家花大量经费培养的宝贵人才资源。这种用先赋性因素取代成就因素的做法，不仅与现代社会的建构原则不符，而且使各级领导层能够进入选拔行列的人才大大减少，直接影响干部选拔的质量。尤为严重的是，它使干部队伍中滋生了种种浮躁情绪，甚至腐败因素，助长了某些年轻干部跑官、要官、买官的邪念，一旦升迁无望，就“堤内损失堤外补”，甘冒风险、滥用权力、贪污索贿、违法乱纪，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近些年来，干部队伍中的“59现象”、“49现象”、“39现象”、“29现象”递次出现，就是突出的例证。 对干部年轻化实践误区的成因，学术界有过不少探讨，有的认为是源于政策执行者对干部年轻化的理解片面。一些领导者和干部管理部门水平不高，对干部年轻化的丰富内涵缺乏认识，误以为年轻化就是低龄化，甚或青年化。有的认为源于干部选拔过程中的民主化不够。一些地方把干部选拔局限在小圈子内进行，可选择的对象有限，在各种关系复杂难处的情况下，以年龄划杠也就成了最易操作的有效方式。还有的认为源于某些为政者的从政行为不端。一些地方的某些领导者和干部管理部门有意经营自己的势力圈子，在领导班子换届或干部选拔中巧设年龄“硬杠”，排斥异己，扩充自己实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所提问题也确实在不同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但是问题在于干部年轻化实践中的唯年龄是从绝非只在某些范围、某些地方存在，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它的产生似乎有其更为广阔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根据笔者观察，其中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