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1-0097-06 随着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日益成为社会常态。这一变革对执政党的利益代表、利益吸纳和利益整合机制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本文力图在解读这些新挑战、新要求的基础上，探寻执政党与利益群体之间社会联结机制的适应性变迁，以及这种变迁的政治意蕴。 一、政党与利益群体的关系及政党在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角色 政党与利益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特定的阶级、阶层、群体、集团利益的集中代表，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得到某些阶级、阶层、群体、集团的支持，而获得支持的前提条件是该政党实践他们的利益要求。因此政党在现实政治过程中总是扮演着表达、传输、整合和维护特定利益的角色。政党往往只有得到民众基于自身利益判断的支持才能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就西方社会而言，政治选举是政党与社会利益之间发生关联的基本机制。政党为争取选民的支持，将选民和党员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诉求，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渠道，收集汇总起来，整合成系统化的竞选方案，而后直接执掌政府权力或者向政府施加有组织的压力，从而形成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实践。然而，西方政党在选举过程中除注意普通选民意见外，还与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利益团体存在着紧密的连带关系，二者往往会形成复杂而频繁的互动。金融财团、垄断性公司和企业、大的行业组织、有实力的工会组织等利益团体提供的财力、人力等支持是政党上台执政的重要支撑。而这些利益团体的利益也往往会在政党上台执政后受到关照。可见，西方社会的政党和利益团体虽然是不同的组织实体，但二者的互相借用构成了群体性利益输入政治过程的重要机制。 中西方政治运行的体制背景存在较大差异，政党在实践社会利益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即明确了其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是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的，是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党在坦陈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也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着必须平衡和关切不同社会群体具体利益的问题。虽然中国政党政治的运作逻辑不同于西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不存在西方式选举政治的压力，也不受体制外利益团体的影响，但由于执政党及其各级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公众对其吸纳社会不同意见、协调群体利益差别的功能有着特殊期待。在当代中国，执政党在群体性利益表达和协调中被赋予的角色期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层应该正视群体利益差别的客观存在并及时了解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群体性分化明显，这使得执政党面临着平衡不同群体具体利益、特殊利益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政治框架而言，由于社会群体力量自主表达、利益游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空间都不同于西方，居于核心地位的执政党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组织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从一定意义上讲，“各个利益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一个政治代表，各个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都通过一个政党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势必要求执政党有广泛的包容性，能够容纳不同利益。”①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主动了解、体察不同社会群体的愿望和要求，这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拓展合法性资源的必然要求。 第二，执政党的组织体系必须能够适应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从组织上建立与主要社会群体的联结和沟通机制。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党的生命力在于与它所代表的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渠道，对其代表对象的利益要求具有敏感性。除与利益团体的政治接触外，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对没有固定组织和机构的分散社会群体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如政党与选民互动的“接待选民办公室”便是政党倾听和了解民意的主要方式。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党的组织体系呈现出由上而下、逐级向外围延伸的组织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社会自主空间有所扩展，执政党对社会事务进行直接管控的模式逐渐发生变化，但党的金字塔式组织网络并没有受到削弱。各级和各类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不仅承担着自下而上传递信息的功能，而且具有对信息进行接收和处理的职责。也就是说，党组织要把党员、群众和下级党政机构提供的大量信息进行整理、加工，然后逐级向上级组织传送，直至中央决策中枢。由于党组织是影响国家各个层次政治过程的关键力量，社会各相关利益群体都具有向这个组织结构表达意见、传递利益需求的传统。因此，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群体结构的分化组合，具有严密组织体系的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承担起大量的、经常性的利益传输功能，从而使全国方方面面的意见传递到政治决策层。 第三，执政党的决策机构必须将不同群体的合理要求吸纳进决策过程中，将考量、平衡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执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在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角色并非是简单“传声筒”。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一要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包括引导人们增强这方面的意识），二要代表人民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构成、政策和运作施加影响。”②也就是说，政党必须在联系和了解社会群体不同利益诉求的同时，对民众的意见加以综合，并最终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决策。在西方社会，政党的决策必须通过党在立法机构和政府中的代理人才可能最终实现。在中国，执政党与政府在政治过程中拥有“一体化”运作的特征，党在各个政府层级都具有实质上的决策权，尤其在涉及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等政治性决策方面更是如此。在当前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的状态下，执政党的决策制定过程常常就是对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进行决策，转为国家权威性政策的过程。虽然当今中国利益团体的组织发育状态和影响能力都远不及西方的利益团体，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势利益群体影响政党决策的可能性逐渐增大。作为具体进行决策的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在各群体面前保持中立地位，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和社会公众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