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密的同志加兄弟到剑拔弩张的敌人，再到战略合作的伙伴，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全面学习苏联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苏联充满了恩怨，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总体而言，中共党人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和苏联是完全信任和敬畏的，把他们当作亲密的朋友、兄弟。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朋友呢”？谁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把我们当作兄弟看待的”呢？“就是苏联人民，就是斯大林”。“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毛泽东的结论是——“走俄国人的路”。 “一边倒”就意味着新中国的发展方向锁定在苏联模式上。建国前，毛泽东多次表示希望访问苏联，就建国问题向斯大林请教，虽未成行，但他对斯大林的意见和建议极为重视，特意委托刘少奇于1949年6月秘密访苏，就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向苏联学习等问题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商谈。当时的中共面临着由革命到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的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毛泽东深知全党学习生产工作的紧迫性，强调党要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管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就建设而言，他认为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拜他们作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建国后，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双方缔结了条约和协定。回国后，谈到访苏的观感时，毛泽东说：“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此时，毛泽东对苏联是充满向往的，尤其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是乐观地期待。之后，1952年8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团带着试编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赴苏征询意见。10月，毛泽东又委托刘少奇访苏，向斯大林询问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和条件问题。到1953年，随着中国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的方式是“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学习的态度要“真心真意的态度”；学习的内容“不但包括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且还学习他们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虚心学习”；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决定倒向苏联一边，其实是水到渠成的。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中苏两党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是统一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各自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环境下，中国必须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要么是兄弟，要么是敌人，中国的选择非此即彼，“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其次，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曾也不可能离开苏联的援助。苏联的援助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方面，它更多地体现在理论指导上、政治上、组织上乃至许多具体的战略和策略上。建国伊始，恶劣的国际环境，落后的经济基础，更决定了苏联的援助对中国而言是必需的。最后，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苏联一向是尊敬的，认为苏共与中共之间存在某种师生关系。即使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要树立自己的权威时，仍表现出这种敬畏。整风运动中，毛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奉为经典，反复讲解，要求全党认真学习。七大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另一方面，毛泽东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深知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向苏联学习。他解释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后才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苏联作为兄弟、朋友和老师等多重身份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的榜样。 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自上而下的推动下，五十年代中国形成了学习苏联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五十年代前期的几年里，中国翻译出版了数千种和数万册苏联书籍，广泛介绍宣传苏联经验；大批苏联专家来华，直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传播苏联的科技和经验；苏联还通过接收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培养中国专家。此外，苏联还援助了大量的经济物资，援建了大批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为我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应该说，这一时期我们学习苏联的运动是有成效的，苏联的帮助也确实是雪中送炭，其国际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中国人民。薄一波回忆当年情形，无不感慨地说：“每当回顾‘156’项工程的建设，总是想到不要忘记斯大林，不要忘记苏联人民，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 全面学习的结果是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整体移植。理论指导方面，中国强调苏联经验的规律性，突出斗争路线；经济建设方面，建立高度集中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计划经济体系；政治组织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文教方面则实施突出工科，削弱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高校院系调整。这一高度集中的制度模式，在建立之初，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但其僵化、封闭的弊病在不久后的实践中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1956年中苏都进行政策性调整的现实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