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散之谓美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良志(1955-),男,安徽滁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晋阳学刊

内容提要:

萧散作为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在道禅哲学影响下产生的。它发端于庄子哲学,至宋元时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对明清以来的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建构有深刻影响。其理论核心是师法造化、规避人工秩序,这是体现中国美学特色的重要问题之一。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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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0)04-0057-9

      萧散之谓美,体现了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倾向,本文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讨论。

      一、关于“萧散”的概念

      萧散作为一个艺术批评概念形成大约在北宋时期,但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却导源于《庄子》,《庄子·人间世》讲一“散木”的故事: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匠石归,栎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柤梨橘柚,蓏果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

      这里提出“散木”和“散人”两个概念,“散木”是一种无用之木,因为它无用,所以能得其终年。而有用之木,却早早地被砍伐。庄子由此来说“散人”的智慧。庄子认为,要做一个“散人”,关键在于“散心”,有散淡的态度,有不为功利欲望诱惑、不为知识压迫的自由灵魂。庄子认为,“天下尽殉”,人为物役,人与世界处于紧张的对峙,庄子提出“散”的智慧,是要将人的精神从束缚中“散”出。中国美学“萧散”理论就是以此为理论根源的。

      庄子的“散人”境界,成为后世文人效法的范式。苏轼有诗云:“请君置酒吾当贺,知向江湖拜散人。”唐代诗人陆龟蒙,自号江湖散人,又号天随子,为人散淡,终生不仕,优游江湖之间,《幼学琼林》上的“无系累者,曰江湖散人”,说的就是他。苏轼所崇尚的正是天随子这样萧散的精神。历史上文人多有以散人为号者,如唐代司空图的好友崔道融自号为“东瓯散人”,元代诗人刘秉忠号藏春散人,道教中的白玉蟾号武夷散人,等等。以至后人称潇洒倜傥人为“散人”,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八说:“黄子久散人,自号大痴,又号一峰。”

      萧散成为中国艺术的理想境界,是和艺术家欲挣脱现实生活中的束缚有关。艺术创造需要有“散人”式样的情怀,“沈潜于怀抱之间,萧散于天人之际”[1],放旷高蹈,自在风行,因为现实生活给人太多的束缚,借萧散而归复根性,获得自由。古诗所谓“风云一萧散,身世两无累”、“世间萧散更何人,除非明月清风我”云云,崇尚萧散,带有强烈的灵魂拯救的意味。

      “萧散”这一艺术概念,以庄学为基础,又融入了禅宗的思想。萧散也是中国佛教尤其是禅门所提倡的境界。慧能弟子永嘉玄觉说:“逍遥山谷,放旷郊廛。游逸形仪,寂泊心腑。恬澹息于内,萧散扬于外。”禅门很多人要作“林间萧散处,世外一闲人。”纵情于天地之间,“萧散纵横,不取不舍”[2]。布袋和尚的“左一布袋,右一布袋,云行天,纵横自在”的精神,百丈怀海的“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的境界,都是一种萧散。

      中唐以后,随着道禅哲学的兴盛,“萧散”渐渐从一般性概念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对清晰内涵的美学概念。在这其中,苏轼是一个关键人物,是他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将其发展为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

      苏轼在《黄子思诗序》中有一段著名论述: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在苏轼之前,欧阳修认为,作画贵有“萧条淡泊”之意,“古画画意不画形”。所谓“萧条淡泊”,意思就是“萧散”。欧阳修这一观点被视为文人画的开山之论,中国艺术中的“士气”、“士夫气”(即文人意识),一开始就带有萧散的意味。苏轼质疑唐人尚法度的书风,他认为,颜真卿、柳公权固然有大创造,但过于倚重法度,丧失了钟王“萧散简远”的风味,显露出一定的人工痕迹。在谈到诗歌时,苏轼不是贬低奇文郁起的唐代诗歌,而是思考其所失。唐诗重法,一如唐代书法,近体诗严厉的诗法当然有独特的韵律美,但要说到自然天成,似乎又有所憾。

      苏轼当然不是要复古,而是思考这样的问题:时代的发展是否就意味着艺术向前推进,艺术表现方法的多样化、形式法度的缜密化是否就意味着艺术境界的提升?法度谨严、形式多变的艺术固然有其价值,但丧失天真的、疏散的、活泼的原初意味,又是遗憾的。苏轼以“萧散简远”为高风绝尘的艺术境界,是要借萧散的艺术表达,恢复自然本真的美。

      苏轼将“萧散”发展为一个艺术批评标准。如他关于欧阳询和褚遂良的评论:“凡书象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褚家书法因“清远萧散”而高于欧阳率更的严谨局促。苏轼曾作一书法偈:“而此字画。平等若一,无有高下,轻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画之中,已现二相,而况多画。如海上沙,是谁磋磨,自然匀平,无有粗细。如空中雨,是谁挥酒,自然萧散,无有疏密。”将萧散作为书法的根本追求。苏轼推重文同的艺术,他说:“友文与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为《超然》辞,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其《远游》、《大人》之流乎?”在他看来,意思萧散是文同为艺成功之妙。苏轼的萧散之境,与他提倡的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所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随物赋形,不劳人力,自然天成,表现了与“萧散”境界相近的精神。苏轼有诗云:“左手持蟹螯,举觞瞩云汉。天生此神物,为我洗忧患。山川同恍惚,鱼鸟共萧散。客至壶自倾,欲去不得闲。”[3]这种鱼鸟共萧散的境界,正是庄子式的“散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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