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10）05-0044-04 在生态与身体之间进行勾连，并非逐赶时髦、哗众取宠，而是缘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如人的物质性身体只有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持续进行能量交换才能生存，人的居住环境是否适宜，也往往取决于建筑及周边环境能否与人的五官感觉相和谐。这就为两者的相契合奠定了可能性。二是出于当前生态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吁求。生态美学自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发展至今，尽管已取得一些成绩，但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的创建、开拓上仍亟需发展。因此，尽可能拓展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便成为推进生态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的身体，就极有可能成为生态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所依托的重要理论之维。令人欣慰的是，西方的马克思、阿诺德·伯林特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已经有意或无意地从身体角度阐释生态问题，对我国当前的生态美学建设有着诸多意义和启示。 一、马克思：在身体与精神的弥合中吁求和谐生态 在西方，灵肉关系长期以来处于一种严重的对立状态。灵魂是高贵、超脱的，是生命的主宰，而身体则被冷漠无情地放逐，被贬斥为欲望、邪恶、疾病的根源。实际上，灵魂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它处在彼岸世界，与尘世毫无瓜葛，而身体则处于此岸世界，“天然地需要阳光、水、食物、空气、栖居之所，它只有在生态世界中才能生存。进而言之，对生态体系的珍视直接指向于对身体重要性的体悟：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生态灾难所伤害，是因为我们是身体性存在”[1]。但由于灵魂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无法赋予身体主体性的存在，从而也就无法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马克思不仅确认了人的身体与生态的联系，而且通过弥合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吁求一种和谐生态观。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身体，自然的异化将导致人类身体的异化。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身体与自然具有联系——“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2]，而且洞悉了“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52。因此，营构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便至关重要。此外，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认为这导致了肉体的和精神感觉的异化，即被“拥有的感觉”所代替，由此为了最大限度地谋取经济利益，不惜破坏自然环境，从而威胁工人的生存。马克思这样描述城市环境污染对工人身体所造成的损害：“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3]90－91天天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不仅会损害人的有机身体，而且会导致人的审美感觉的丧失，以至于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双重戕害。 另一方面，人的身体和精神及其延伸应与“种的尺度”相和谐。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曾有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4]无疑，这个命题说明了人类通过身体感官去体验事物，认识、征服万物。尽管命题中的“尺度”后来不断被“理式”、“上帝”等形而上尺度取代，但到了马克思这里，人的尺度包括“内在尺度”（人的意识和理性）和“外在尺度”（人的身体）。马克思不仅把人的尺度恢复为身体感觉，而且认为人通过实践活动，身体感觉和能力逐渐丰富发达，从用手劳动到会制造、使用工具。如此，人对于自然的尺度，也就从单纯的肉体能力延伸到了工具、机器。因此，也可以说“科技是人的身体的延伸”。但科技作为一柄双刃剑，在非理性使用的情况下，对于自然的危害也极为严重：“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5]究其原因，在于人类的内在尺度——意识和理性过度膨胀，未能认识到通过实践发展起来的人的外在尺度——身体，当身体反作用于自然时，还必须遵循“种的尺度”（自然界各种动植物生存的基本需要和客观规律）。只有当这三种尺度相和谐时，才有望建立一种和谐的生态。而这也必须依托对自然规律的不断探索和掌握，由此，“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6]。 二、阿诺德·伯林特：通过多感官参与审美培育宜居环境 在西方，感官等级制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视觉的霸权地位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而其肇始者便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他坚信世界的本体是理念，而要洞彻理念，就必须借助心灵之眼，至于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官，由于其容易陷入肉体的放纵和快感，应加以拒斥，由此确立了视觉中心主义。 这种视觉中心主义一直左右着西方传统艺术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与功利的现实相脱离，从而保证视觉欣赏的审美无功利性。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对于自然环境的漠视，即使不排斥其作为审美对象，自然环境也往往是以自然的对象化、风景化为前提的，人们注重的只是其形式美和艺术美，而对于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则不予考虑。殊不知，自然环境尤其是人居环境，固然需要形式美和艺术美，但外观形式美丽并非宜居环境的唯一条件，其空间、照明、声音、温度等，都关乎到环境的宜居与否。而这些如果依靠传统的审美原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必须建构一种新的审美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