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4－0070－06 艺术如何表现自身的问题一直是西方文论的主要争论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一直到18、19世纪重形式的唯美主义，都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摇摆不定。19世纪末20世纪初，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相继推出了心理时间说和精神分析学，对文学的表现形式产生了革命性的震动，当时风靡欧洲一时的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流派都与上述两种学说有紧密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弗氏的潜意识学说是为了深挖文本的潜在意义，但超现实主义作家却只接受了他的潜意识理论，认为世间一切都是荒诞不可知和无意义的，唯有用“自动写作”的手法表现主体内心感受和意识流才是艺术的真实。这一派思潮犹如一匹奔腾不羁的野马，冲破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的认识论模式，也充当了后来法国“新小说”、荒诞派戏剧等流派的先导。 从形式主义美学的层面来看，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则受“新批评”的影响较大，这一流派几乎统霸了美国批评界，融入大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之中。与同一时期欧陆文学流派相比，新批评强调的是文本结构的独立性，摈除一切文本之外的干扰，理性地分析和建构文学的“文学性”，试图区别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文本的质差。这种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追求“陌生化”原则一样，其割裂社会历史与文本联系的作法必然导致狭隘的死胡同，在寻求普适存在的“文学性”原理的同时与历史的演变形成悖论，无怪乎后期新批评庶几成了融各种观点为一体的大杂烩，如芝加哥派的代表人物韦恩·布斯（Wayne Booth）便信奉多元论，坚持形式主义的实用批评的同时，也允许“外在的批评形式”，将意图和作者联系起来，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帮助读者去认识和理解小说[1](pp.597～598)。20世纪60年代，苏珊·桑塔格率先将瓦尔特·本雅明、罗兰·巴特等文艺理论家及萨罗特、阿尔托等作家的先锋派思想和著作介绍到美国文坛[2](p.689)，然而她最突出的特点是承袭了法国“新小说”派注重形式美的一脉，于1964年发表《反对阐述》一文，对精神分析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期新批评从庸俗社会学角度解读文本意义的手法发起猛烈抨击。显然，她所继承的是卡津提出的美国两大文学批评传统中的一支，即爱伦·坡和亨利·詹姆斯所代表的注重风格和技巧的传统。她鼓吹文学的“性感”（erotics），认为性感的形式才能提高读者的感性（sensibility）体验能力。她的反对阐释理论轰动一时，从形式本体论的角度为60年代左右兴起的美国后现代文学铺垫了理论依据。这一时期的文学表现出种种后工业社会的特征：苦闷荒诞、孤独迷惘、信仰恶化。文本内容成为碎片，在风格和技巧上则随心所欲，不信任任何现成的艺术形式、体裁、原则和一切权力结构，把小说完全当成一种纯粹个人独特内心感受和表现另类风格的游戏场所。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沉默美学”，它在后现代性的语境下对文本意义进行了颠覆和消解。然而从积极方面看，它或许又是从艺术本体的层面上对意义进行重构的一种尝试。 一、沉默美学的内容意义 1967年，桑塔格发表了《沉默美学》一文①，进一步“阐释”她的形式美学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她认为艺术的目标最终将受到限制；艺术本身是制造神秘的形式，但将忍受一系列打破神秘化的危机。古老的艺术目标会遭到攻击，被取代，因为人们陈旧的意识在改变，从中显示出桑塔格与俄国形式主义仍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后者在谈到文学类别的嬗变时，就将其归咎于形式神秘感或陌生感的消失，这种仅从语言结构层面构建文学性的做法是把社会演变因素彻底排斥在外的。桑塔格把艺术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来表达人们的意识，第二阶段则与人们心灵和“自我疏离”（self- estrangement）的能力联系起来。“艺术不再被理解为作为表达的意识，因此可以隐含地伸张自身。艺术不是意识本身，而是它的抗体，从意识的本身演变而来”[3](p.4)。这时艺术家所追求的目标无论从情感和道德角度都已失去了意义，能让他满足的不再是通过艺术找到一个声音，而是沉默。作为终止意义的沉默指向终极情绪，沉默是艺术家形而上世界的最后姿态，使他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因为当代艺术对神秘和创新的不懈追求，必然要导致交流中断的沉默。艺术家追求完美的标准越高，对自己艺术表现的质问就越无穷尽，在这种状况下，诚如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勒内·夏尔（Rene Char）所言：“栖在问题灌木丛中的鸟儿是没有心情歌唱的。”[3](p.7) 我们不能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沉默”的含义，其实艺术家依旧在言说，只是以一种观众听不到的方式进行着。当代艺术的沉默表现为“无意义”，或看不到听不见，对观者构成直接的冒犯。其让观者颇感沮丧和不悦的品质构成了理想沉默的一部分。沉默不等于不再生产作品，“因为作品与观众的隔阂不能永久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新更难作品的干预，艺术家的超越变成了媚俗和合法化”[3](p.7)。德国剧作家、诗人克莱斯特（Heinrich Wihelm von Klaist）为“隐型戏剧”（invisible theater）创作的戏剧就曾遭到歌德的指责，然而最终其丑陋、不和谐和无意义的形式变却得“美丽”起来，由前卫而嬗变为平庸。所以桑塔格认为艺术的历史就是不断成功的超越。[3](p.8)艺术家不可能把观众完全废除，艺术是一种精英行动，必然要预设广大观众的存在，只是艺术中的沉默有时走得过远，或以自虐的形态出现，如荷尔德林和阿尔托就是以牺牲理性为代价来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意识疆界的。总体来讲，沉默美学关注的是艺术制作，是关于现代时期艺术作品自身内部的局限性。当代的艺术具有一种反艺术的冲动，即对艺术概念的反叛。艺术家“企图让艺术去做我们的文化在传统上艺术从没有承担过的任务——如超越或消灭自身，乃至担负起宗教或精神的功能”[4](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