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涛：李醒尘先生，您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刚成立的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不久后又参加了《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众所周知，《美学概论》是新中国第一部集体编写的美学教材，对普及美学知识，培养美学人才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想请您谈些1960年代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教学研究和《美学概论》的编写情况。 李醒尘：是的，我196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就留在了美学教研室，不久又参加了《美学原理》（出版时改为《美学概论》）编写组的工作。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建立和编写美学教材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众所周知，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西方传入的，当然，中国的美学思想也很丰富。但中国古代没有美学这一学科，最早把美学介绍到中国的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美学家。到了1930年代，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从外国留学回来，在大学里开设美学课，致力于美学的专门研究，他们又是一代人。同时还有一条线索，就是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鲁迅、周扬、蔡仪都做了一些工作。虽然解放前美学已经传入中国，得到了传播，大学里也有少数学者开过课，在开启民智、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大学里却一直没有美学教研室的建制。解放后，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所有搞哲学的教授都集中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美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也没有美学的专业设置，根本无人讲授。我是1955年入学的，那时全国性的美学大讨论已经开始了，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主要是批判朱光潜，据说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领导作了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出来带头做些自我批评，所以他先检讨了自己的美学思想。这场讨论持续了好几年，在大学和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作为学生，我和很多同学都时刻关注着美学讨论的进展，凡有新的讨论文章，必找来先睹为快，然后进行讨论，时常还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我读了许多讨论文章，还听过蔡仪先生在北京大学作的美学讲座。1960年，我从哲学系毕业，此前系里有一个美学组，挂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教研室，成员有王庆淑、杨辛和甘霖，在这个美学组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1960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美学教研室，我被分配到了这个教研室。王庆淑因做系里的党务工作，故未参加美学教研室。当时，教研室主任是杨辛，教员有甘霖和新留下的三个年轻人：于民、阎国忠和我。还有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金志广专搞资料工作。不久，宗白华和朱光潜也被吸纳到了教研室。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成立与美学大讨论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这场讨论中，朱光潜一方面公开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但绝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那时，参加讨论的人都说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朱光潜则认为，别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并不正确，于是就“有来有往，无批不辩”，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评与反批评。整个讨论很热烈，也很认真，并且以美的本质问题为核心，形成了以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太为代表的四派不同观点。高尔太认为美是主观的，蔡仪认为美在客观的典型性，朱光潜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认为美在客观的社会性，这四种看法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贯彻“百家争鸣”方面，大家公认美学界是作得最好的。美学讨论不但引起全国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唤起了整个社会对美学问题的兴趣，促使大家进一步要求建立美学学科，研究美学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即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明各种美学问题。当时，教育战线有一个口号叫做“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资产阶级的学术阵地”，这也是成立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重要理由之一。总之，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建立应该说是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一个结果。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美学教研室，有了这个建制以后，就可以让人不断地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培养学生，使美学学科得以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建立以后，拿什么教材上课成了一个突出问题。那时接触到的主要是苏联的美学教材，大家并不满意，主要是苏联的理论脱离中国的文艺实际，有些观点也不能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要求编写中国人自己的美学教材。周扬对美学非常重视，在延安时他就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这本书在中国实际上是从事美学研究的入门书，很多搞美学的人先读的都是这本书。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周扬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过一次《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演讲，这是他首次提出了这个口号。这也证明，当时我们对流行的苏联的那一套并不满意，要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美学，这就需要编教材。1961年4月，中宣部组织召开了一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周扬在会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部署全国高校文科八十多个专业的教材编写工作，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红与专、书本知识与活的知识、论与史、古与今、中与外等的相互关系，力争在较短时期编写出全国通用的教材。艺术类由文化部抓，文科由教育部抓。他说，这是一件宏伟艰巨的工作，他自己也要亲自参加。美学教研室主任杨辛参加会议后回来作了传达，大家都很兴奋。那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北京大学之后也成立了一个美学教研室，主任马奇。杨辛和马奇联系商量后，决定两家协作，分头搞，不集中，计划在1962年7月编写出一套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教科书。5月9日下午两个美学教研室的部分人员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会，讨论商定了一个具体计划。马奇还谈了几点注意事项：政治挂帅，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修正主义，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等。参加这次会议的北京大学有杨辛、甘霖、于民和李醒尘，中国人民大学有马奇、田丁、丁子霖、李永庆和杨新泉。可是两校的这个协作计划很快就改变了。5月27日，我们这些人被召集到北京民族饭店7楼48号室开了一个会，会议由王朝闻主持，马奇传达了周扬的指示，决定把我们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抽调出来，再从其他单位抽调一些人来，成立一个《美学原理》编写组，由王朝闻任主编，归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领导，将来和已经集中的《文学概论》、《现代文学》等编书组一样，都住到高级党校去，目前先搜集资料。由于党校的住房还没有安排好，6月13日我们暂时集中到北京石驸马大街88号教育部招待所，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左右。这期间主要是搞资料，读书，讨论，调人，等新调的人前来报到。当时，齐一传达过周恩来总理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朝闻传达过周扬和陈毅有关文艺的讲话，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直到8月20日才搬到高级党校去集中。那时大部分人已经报到了，8月31日便开始讨论编书搭架子。参加编写组的前后约有二十多人，北京大学有杨辛、甘霖、于民、李醒尘，中国人民大学有马奇、田丁、袁振民、丁子霖、司有伦、李永庆、杨新泉，陆续调入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的李泽厚、叶秀山，武汉大学的刘纲纪，山东大学的周来祥，《红旗》杂志社的曹景元，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宁，中央美术学院的佟景韩，音乐所的吴毓清，《美术》杂志社的王靖宪，中宣部文艺处的朱狄，西安美院的洪毅然等。主编王朝闻是中国美协党组成员之一，著名雕刻家，出版的《新艺术创作论》等书曾得到毛主席的好评，他的威信很高，又平易近人，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常到外面作报告，很受欢迎，大家都很尊重他。杨辛、马奇和田丁是编书组的领导成员。编书的前期主要是收集、研读资料和讨论提纲。我和丁子霖负责资料工作，我们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借来许多有关美学的书，建立了一个小图书室。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艰苦。为了照顾我们这些编书的知识分子，有一次领导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批干鸭脖子，大家吃得还很满意。当时，大家热情很高，认真学习，刻苦钻研。马、恩、列、斯、毛的文艺论著都是必读的，同时还广泛钻研中外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史以及各门艺术理论和知识，还请朱光潜、宗白华来讲过课，并且整理、编印了一些中国、苏联和东欧有关美学问题讨论的资料。当时的学习气氛还是满好的。我除了管理图书搞些资料以外，对艺术欣赏问题也做了点儿研究。王朝闻到外面做报告时，我常跟随作记录。他很重视艺术欣赏，提出欣赏是一种再创造的新观点。他结合具体作品，讲得生动有趣，这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周扬和教育部的领导对编写教材很重视，周扬曾亲自来到美学编写组看望过大家，还希望从我们这些人中产生出几个美学家，给了大家很大鼓舞。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还不时印发一些各编写组的经验介绍和情况通报，供大家学习和交流，对指导教材编写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美学组在确定写作提纲后，对学科主要问题都进行过认真讨论，那时大家的关系很好，很团结，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能够畅所欲言。到了编书的后期主要是写作，王朝闻留下了一部分人，有李泽厚、叶秀山、刘纲纪、杨辛、甘霖、刘宁等，我和其他人都陆续返回原单位，这大约是1962年8月左右。两年后的1964年，《美学原理》编写组写出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讨论稿，内部印刷征求意见，可惜并未及时出版。由于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编书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后才又考虑正式出版。当时，人民出版社想出版这部教材，在责任编辑田士章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王朝闻先是分头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参加过编书组的同志修改，我也参加了。后来，王朝闻仍不满意，又找了刘纲纪、刘宁和曹景元三个人跑到东北去修改，最后于1981年6月正式出版，书名也改为《美学概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美学教材，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推动美学的复兴和以后美学教材的编写都有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