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9.1;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0）05－0023－05 朱光潜与梁启超虽然在年龄上相差整整一代，但他们所面对的西方文化对中土文化的挑战是大致相同的。而且，令人惊奇的是：朱梁两先生在美学思想的许多方面都极为相似，如人生的艺术化和情趣化，白话文代替文言以及适度的欧化；在对科学的态度方面甚至是为学与做人方面也颇相近。无怪乎朱光潜多次谈到幼时读梁任公著作时大受感动的情景。其实，哲学家的灵心妙用多起于对人生的彻悟，生与死、人世与出世这些问题都不断地逼迫着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回答，在我看来，梁先生和朱先生都大致以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予人生以解答。比较两位近现代中国美学大家的思想理趣也是一件极有意味的事。 一、“人生生活于趣味”与“人生的艺术化” 梁启超在《美术与生活》一文里提出了“人生生活于趣味”的观点，朱光潜在《谈美》里也提出了“人生的艺术化”的美学命题。这一前一后，骨子里都是要在苦闷的现实外求解脱，是要拿艺术来激发情趣以对付生活的窘迫，是要拿艺术的观照以求“形象的解脱”。因此，他俩的人生观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反对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 梁启超曾经很打趣地说：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在他梁启超的字典里是没有的。梁启超何以能达到这“仁者不忧”的境地呢？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个世界、宇宙有不圆满的地方，你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既然如此，你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以“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对付生活，你的生活便是“纯然趣味化”的了！ 应该说，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的人生观多少包含着些佛家空无的意味，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纯然超脱观点。由于看到人的渺小，能够把小我和宇宙的大我打成一片，也就能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何以会有悲观和厌世态度呢？所以，他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元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甚么就不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的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种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① 这里，梁启超的“仁者”的人生观就是审美的人生观，他是把儒家的“仁”、“智”、“勇”分别对应于西方心理学中的“情”、“知”、“意”，所以他说“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梁启超把“仁”和“情”看作一致有无根据呢？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孟子说：“仁，人心也。”这其实就是说仁是一种合乎礼义、发而中节的情感，而且这个情感是一个“美情”，是与生俱来的。这与生俱来的“美情”要靠“孝”、“悌”、“忠”、“义”来表达和维护。因此，“仁者”的人生观，也可以说是“情”的人生观。这个“情”不是守着小我，而是把小我溶入大我的宇宙大化中，是“宇宙的人情化”②。 总之，梁启超的“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既是仁者的人生观，也是美情的人生观。他把“美”和“趣”合而为一。他坚信“美”是人类生活的一大要素，甚至认为：“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③ 无独有偶，朱光潜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美学命题，这和梁启超的“人生生活于趣味”的命题实在是异曲同工。 首先，朱光潜和梁启超一样，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缺陷，并不完美。恰恰是因为不完美，才会尝尽与困难作斗争带来的快慰；也恰恰是有缺陷，我们才会有奋斗的空间，希望和想象就多几分，这个理想的可能空间就是“无言之美”！因此，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要像尼采那样以日神的光辉把现实的苦难照耀，以“从形象中求解脱”，化痛苦为快悦。相反，如果不是这样，只见这世界落个“悲”字，则易于走绝世之路；或者，只图享尽人间快乐，游戏人生，则易于落得个玩世的名分，甚至更有遁入空门者，则以逃世为终了。凡此种种消极的人生观都有欠缺。朱光潜给的答案是：绝我而不绝世。他说：“所谓‘绝我’，其精神类自杀，把涉及我的一切忧苦欢乐的观念一刀斩断。所谓‘不绝世’，其目的在改造，在革命，在把现在的世界换过面孔，使罪恶苦痛，无自而生。”④ 可见，朱光潜的人生观和梁启超的人生观都以“悲”字开始，以夹杂痛苦的“乐”字收尾，只不过朱光潜更强调人生的严肃的一面。 其次，朱光潜也和梁启超一样，把人生的艺术化和趣味化看作是一种超越小我利害的境界追求。朱光潜说：“文艺到了最高的境界，从理智方面说，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如阿波罗凭高远眺，华严世界尽成明镜里的光影，大有佛家所谓万法皆空，空而不空的景象；从情感方面说，对于人世悲欢好丑必有平等的真挚的同情，冲突化除后的谐和，不沾小我利害的超脱，高等的幽默与高度的严肃，成为相反者之同一。……一个对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到了这种境界，人生便经过了艺术化，而身历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得一个有‘道’之士。”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