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8-0116-10 马克思有一段关于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的名言，常为人们引用，原话是这样说的：“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① 马克思的原意是要阐明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如何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实现对对象的整体与综合的把握，其着眼点在于理论思维掌握世界的途径，顺带述及其与艺术、宗教、实践—精神等掌握方式的区别，而我们的文艺界人士则往往注目于其中谈到的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方式，以之作为艺术思维与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能的立论依据。应该承认，马克思的这段话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是有重要启示作用的，但我认为其意义还不限于艺术创作或艺术欣赏，它所涉及的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根本上是一个如何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和把握世界的问题，因为离开了人对世界的审美的态度，也就谈不上有任何独特的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存在，甚至谈不上真正有效的艺术活动。而审美态度作为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历来却又是聚讼纷纭的焦点所在。能否借马克思的这段提示为引线，以切入审美态度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新的成果，是本文所要尝试达到的目的。 一、审美态度问题的提出与反响 “审美态度”一词主要用以表示人在从事审美活动时对于对象世界所抱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倾向，它有别于人的其他方面，诸如科学认知、实用功利、道德行为、宗教信仰等活动中所采取的对待世界的方式，故“审美态度”即可视为人的审美活动的特有标志，其重要性自不言而喻。 “审美态度”观念的真正建立，是近代以来的事。这并非意谓近代以前的人根本不具有审美的态度。人要从事审美活动，必然会形成审美的，态度，亦常会对自己的审美态度有所体认。西方古代像柏拉图用“迷狂状态”来解说灵魂对美的理念的回忆②，亚里士多德以“模仿中感到快感”和“情感得到陶冶”来说明诗的起源及其功效③，普洛丁将“抛弃尘世”作为“转向美本身”“以观照到它”的前提④，以及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用“不关欲念”来区分美与善的不同追求⑤，实质上都接触到审美态度问题。中国传统中如老子主张的“涤除玄览”，庄子倡言的“心斋”、“坐忘”，乃至如画家宗炳标举的“澄怀味象”与“澄怀观道”⑥，文论家刘勰宣扬的“疏瀹五藏，澡雪精神”⑦，亦皆有关乎审美态度，常为人们征引。不过也要看到，古人的这些论述往往并不专门为审美而发。像柏拉图等人的一些说法，多半从属于其哲学、宗教、神学及道德方面的理念，不是专谈审美问题；中国如老庄，显然是在讲“道”的领悟方式（尽管可与审美相通），即使如宗炳的讨论绘画艺术，其中仍渗透着浓重的“体道”成分。这表明审美尚未从人的整体精神生活中分化出来，故而独特的审美态度之说便也无从建立。 随着近代社会生活中人的主体性的提升，审美的自觉性得到确认，审美态度的概念遂亦正式宣告成立。在这方面开其端绪者，是18世纪英国 以夏夫兹博里为首的一批经验主义学者。夏夫兹博里将审美看成是一种“无利害关系”的爱，且举例说：“设想一下，假如你在为远处海洋的美景所陶醉的同时竟去想到怎样制服海洋，怎样能像一个海军将领那样去征服海洋，这种想法不有点荒谬吗？”⑧ 这实际上是给审美态度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利态度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分，稍后其弟子及追随者们如哈奇生、爱迪生、博克等人也都采取了这个观点。为突出审美的特点，夏夫兹博里还提出“审美特殊感官”说，他把人对美的感受归因于某种特殊的机能，或称之为“内在的眼睛”，以为正是凭借这“内在的眼睛”，人们才会在一接触审美现象时，便能直觉地辨别其美丑⑨，后来哈奇生的“内在感官”说即其延续。这样一种“特殊感官”的论调，不免带有相当的神秘色彩，故不为后人承袭，但夏夫兹博里等人的立意是要强调审美的独特性，在树立审美态度的观念上仍有积极的意义。 如果说，英国经验主义者的这些论说多还停留于“经验之谈”，缺少理论的概括，那么，到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康德写出其名著《判断力批判》，以整整一卷的篇幅来阐释审美判断力的原理，在审美态度的观念上即已达致成熟。所谓“审美判断”，按康德的说法，属于反思性判断，指的是从具体对象身上反观到主体本身所抱有的某种普遍性原则与态度的那种把握方式，就审美判断而言，也便是对主体审美态度的一种反观式把握了。其中在作为基础部分的“美的分析”的一章里，康德所揭示的四个“契机”，如“无利害关系的快感”、“无概念的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以及建立在人的“共通感”基础之上的“主观的必然性”等，亦均非立足于美的现象的客观属性，乃多就人的审美态度立论。由此看来，《判断力批判》一书虽未使用“审美态度”一词，却是围绕审美态度的构建展开其论述，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此为“审美态度”说的奠基，不为无据。⑩ 康德以后，审美态度之说在西方美学中便流行开来了。诚如阿诺德·伯兰所说：“现代美学由于提出了审美的无利害关系的概念，从而直接倾向于一种适当的审美态度和真正的审美反应。事实上，孤立说和距离说的概念都是作为审美态度特征化的一种方式而被提出来的，并和那些科学的、认识的、实践的、宗教的活动形成对比。所有审美无利害关系和孤立说、距离说等概念，在使审美经验的方式趋向于同一方面来说，它们的重要贡献是无可怀疑的。”(11) 其实不仅是闵斯特堡的“孤立”说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其他像叔本华的“静观”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模仿”说，乃至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异质同构”诸说，皆属于对审美态度问题的专门性探讨。专论之外，审美态度问题还曾被广泛引用于文艺研究领域，如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这样讲到：“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要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唯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12) 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在其《文艺心理学》和《谈美》等著作中，亦曾以类似的例子（如对于一株梅花或一棵古松的三种不同的态度）来说明审美态度的独特性，可见此问题受人关注的程度。德国学者梅伊曼甚至将美学界定为关于人对世界的审美态度的科学研究(13)，表明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确已构成了美学学科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