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在哪里？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岂不就是江南了？然而，事实是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也没有达成一个关于江南范围的共识，这对于我们深入而全面地研究江南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个障碍，笔者对过去一些有代表性的江南概念进行了梳理，并谋求建立一个能为大多数人接受，至少是能使我们的课题有着更为可靠基础的江南概念。 首先，江南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概念。从江南概念的使用情况来看，它可以分为地理上的模糊期和清晰期两大阶段。在唐以前，江南的地理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如屈原《招魂》中讲“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指的是淮河以南楚国的中心区域和大后方。又如《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这里把长江以北颇远的襄阳也纳入了江南，可见汉人要么是把淮河以南称为江南，要么就是在很随意地使用江南这个概念。唐代开始，江南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地理范围。初唐时中央政府设立了江南道，包括了北到长江，东临大海，西抵川东，南至南岭的广大区域，这时的“道”虽然还只是一个不设机构、不派官员的地理区划，但却明确地划出了江南的地域范围。唐玄宗时（733年）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个行政区，其中江南东道“理苏州”（《旧唐书·地理志一》），辖今江苏省南部、上海、浙江和福建全境，江南西道“理洪州”（《旧唐书·地理志一》），辖今江西省（婺源县除外）全部、皖南、湖南大部和湖北鄂州市。由于玄宗时的“道”已经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所以，由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所确立的江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划定和命名的“江南”，因此这个“江南”在世人心中具有不容怀疑的权威性和持久的影响力。至北宋置江南路，辖区东限闽海，西界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与唐代的江南东西两道基本吻合。另外，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域的变化来看，江南的历史可以分为洞庭湖中心期和太湖中心期以及二者的并行期。先秦时期，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楚国把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作为自己的内湖和腹地，并据此向四周扩张，这时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长江中游，我们可以称为江南的洞、鄱中心期。到三国时期，孙权据江东，整个太湖流域得到开发，长江下游逐渐成为可以和荆楚大地媲美的另一个江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的“远东”区域，这可以称为江南的洞、鄱、太并行期。到宋代，洞、鄱流域的江南西路人口总数、粮食产量和科举考试等方面均明显落后于江南东部的江南东路和两浙路。至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已经完全取代洞、鄱流域而成为江南的“腹心”，所以在当今研究明清时期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学者眼中，明清时期的江南就是太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域，即包括苏州、淞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六府”，或包括江宁、润州、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绍兴、明州等在内的“江南十府”。如王家范从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界定江南，认为江南是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苏松常、杭嘉湖市场网络区[1]。李伯重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地文—生态地域”说为根据，认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明清江南，应指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所构成的经济区”[2]462，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区“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2]449。冯贤亮赞成周振鹤在《释江南》中表述的观点，把明清时期的江南界定为“太湖流域（或称太湖平原）”[3]10。 其次，在今天，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人们形成了差异很大的关于江南的定义。如地理学上的江南指的是江南丘陵地区，即“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武夷山、天目山以西、贵州高原以东低山丘陵的总称”[4]。这种说法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都不包括在江南范围之内，显然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气象学上的江南指的是所有梅雨覆盖的地区，即“淮河以南，南岭以北，大约东经110度以东的大陆地区，以及台湾省的最北端”[5]。这样把大片长江以北的地区划入江南也不符合人们通常的感觉，虽然江南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但无视长江所具有的明确的地理界限意义恐怕也难以为人接受。不过，全国一级气象地理区划中的江南更合于人们心理感觉，即长江至南岭间所含的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和福建北部等地。文化上的江南更复杂一些。刘士林以“诗性”来概括江南文化的独立品质和独特内涵，并根据这一文化特色来探索江南的范围，认为“江南不仅与北方文化圈判然有别，同时与巴蜀等南方的区域文化也有很大不同”[6]206，其范围可以确定为“往北可以延伸到皖南、淮南的缘江部分，而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7]5，同时又指出，当今江南文化的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文化系列电视片《江南》以如诗如歌的画面和语言表现了江南的“诗性”，电视片中的江南涵盖了苏南、浙北、徽州、江西等区域，并从中选择了苏州、杭州、南京、扬州、黄山、九华山、宏村和乌镇等文化发达或富于文化个性的地方作为重点展示对象，这与刘士林所言江南基本一致。单之蔷采用寻找纷纭江南共有部分的方法来确立当代江南，他在《“江南”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指出，如果把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江南地图叠加在一起，那么其共有的部分便是真正的江南，而这样叠加的结果是把江南定格在了“太湖和西湖流域”[8]。 上述各种江南定义的形成既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据，也往往着眼于学者们各自的学术兴趣或方便于各自所研究的课题，如此定义江南虽在情理之中，但也不免狭隘。首先，江南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不能以某一历史阶段上的江南，比如明清时期的江南来代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江南，或代表今日的江南。其次，江南是一个与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联系紧密的综合性概念，是一个从地形、环境、气候、历史、文化和风俗中提炼出来的形象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所以既不能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界定，也不能以它的优势区域来取代它的整体，而排除它的相对落后的地区和不太突出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