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5-0075-08 中国现代美学的西方化进程，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现代美学在逻辑构架和概念范畴等方面的西方化，即按照西方美学的学科规范来剪裁中国美学的材料，重塑中国美学的基本面貌，寻找中西美学的契合点，另一方面，有了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美学这个参照物，在中西比较中努力发掘中国传统美学的自身特质，就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中西美学尽管存在巨大差异，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状况。和西方美学相同的是，中国美学以关注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始，和西方美学相异的是，中国美学以艺术的审美伦理化终。由于中西美学漫长的历史和多元的理论传统，对中西美学的任何问题作比较研究都是理论上的冒险，但是我们无法回避对美学理论的关键性问题进行理论把握。仔细辨析中西美学比较研究中的这些复杂状况，对于摆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重建中国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由于社会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不高，人民普遍贫穷，总体来讲，处于起源期的多种思想流派，对文学艺术的把握，都是从社会功利作用出发，尽管也看到了文艺的审美价值，但是在功利与审美之间，他们明显地肯定前者而贬低甚至否定后者。 在西方历史上，作为文学总称的诗歌长期地位很低。严格说来，中国古典诗歌只能相当于西方抒情诗，而西方的诗歌除包括抒情诗外，还包括史诗，也就是叙事长诗，甚至也包括戏剧和小说等艺术样式，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用诗体写成，普希金的小说也是诗体，亚理士多德的《诗学》主要就是论述的古希腊戏剧，别林斯基甚至把果戈里等人的小说也叫做诗。由于西方诗歌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加上诗歌更多地和个人情感以及本能欲望相联系，从艺术的功利性出发，西方学者往往对诗歌加以否定。根据欧根尼·拉尔修记载，毕达哥拉斯曾经梦见荷马和赫西俄德因为撒谎的缘故，在冥界历万劫不复之灾：荷马被吊在黑森森的一棵树上，周围盘踞着无数毒蛇，赫西俄德被绑在青桐树上烧烤，痛楚难当而凄楚哀号。[1] 柏拉图本人拥有很高的文学艺术素养，懂得美的价值，但是他极力贬低诗，认为包括诗在内的艺术，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摹仿，如同照镜子一样，不能为社会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徒有其表，艺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用的，更为糟糕的是，它挑逗人们的感官和肉体的欲望，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艺术把人们引向不道德的行为，具有危险性，会产生负面影响。[2]奥古斯丁为自己年轻时喜欢读诗忏悔不已，他严厉抨击诗人，认为“在他们口中满是恶魔所布下的种种陷阱”[3]。晚奥古斯丁一个世纪的罗马神学家波爱修在《哲学的慰藉》一文中对诗神缪斯大加指责：“她们非但不把人们的心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反而伴着他们一路沉沦下去……滚吧，塞壬女妖们，毁灭的诱饵！”[4]甚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思想在西方依然很有影响，以致锡德尼不得不写出《为诗辩护》来反驳对诗的种种指责。 类似的情况同样在中国发生。墨子“非乐”说的基本观点是，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及其审美活动，无助于解决穿衣吃饭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为什么呢？因为乐器并非现成之物，制造乐器需要花费大量钱财；舟车可使君子息其足，小人休其肩背，艺术则毫无实用价值；音乐需要很多年轻男女演奏，必然耽误农业生产；演奏歌舞者脱离农业生产，又需要花钱供养以保持美丽，这是极大的浪费；音乐歌舞需要治理国家的王宫贵族来欣赏，又使政治活动陷于停顿。在他看来，儒家奉为至关重要的《诗》、《书》、《礼》、《乐》，都是空洞而不切实际的东西。墨子的结论是“为乐非也”(《墨子·非乐》)，得出了否定美和艺术的结论。[5] 韩非的美学思想直接建立在他的功利主义基础之上，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没有爱和信任可言。他不赞成把审美和艺术活动看成是教育和培养人的重要手段，认为严刑峻法才是使人就范的根本途径。[6]他在《外储说左上》中说，开棺材铺的人希望人死，做车舆的人希望人富贵，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于儒家看得非常神圣的君臣关系，韩非在《外储说右上》中认为其也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关系，双方都感到有利才能成交。审美和艺术活动恰恰是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韩非必然要加以否定。在《解老》中，他认为“文为质饰者也”，主张“好质而恶饰”，说“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把质与文置于互不相容的境地。对于“乐”，韩非也是彻底否定，把“好五音”列为君主亡国穷身的“十过”之一。[7] 老子崇尚“无为”，否定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的智慧与创造。老子明确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12章》)，承认美与形式的巨大力量，但持否定态度。老子又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81章》)，认为美的形式作为事物的表面现象，和事物的内在本质是不一致的，具有某种欺骗性。如我们用其比较“文如其人”的简单化观点，那就不难理解，老子具有更深刻的洞察力。在他看来，“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第41章》)，最美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最美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这是一切文艺和美的最高境界，没有任何的人为痕迹与作用，完全符合于自然。这就形成了“大巧若拙”(《老子·第45章》)、推崇自然朴素的审美观。 总体而言，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单纯追求形式美的倾向总是被否定的。刘向就对单纯追求词藻华丽极其不满，在《说苑·反质》中基本复述了韩非的观点，对“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倡优，钟鼓管弦”等装饰及艺术活动加以排斥，美和有用成了互不相容的东西。西方美学思想则不然，尽管同样从美和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出发，但是西方人承认美和有用既可以是矛盾的，也可以是统一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对于文艺象征性地满足在现实中难以满足的愿望不满，反对文学和艺术，但是他并不把美与功利直接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一个粪筐也是美的，只要它有用。即使一个金盾牌也可以是丑的，如果对于各自的用处来说，前者做得好而后者做得不好的话。”[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