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在评论社会学文献的去习俗化时指出，“尽管习性①概念对于这种学科缔造者的概念纲要和理论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迄今为止，它一直没有得到社会学学者的重视。”[1](p.159)他可能也会同意，习性对于文化社会科学方面的一系列现代学科的基本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它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在把社会心理学既从心理学又从社会学区分开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也是一个贯穿现代美学史(从美学的市民人文主义起源开始一直到后现代表述)的概念。不过大量迹象表明，习性问题在近10年左右受到更为批评性的关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关于重复和差异的论述在这方面已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复活了柏格森(Bergson)曾区分过的习性与记忆的术语，努力构建一种关于独特性重复(repetition of singularities)的学说，这种独特性重复不同于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重复机械形式，他认为后者是由习性形成的。②在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著述中表现出来的对这种术语复活的兴趣也有类似指向，因为他在对建议(suggestion)与模仿二者的关系在社会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论述时，给予重复性实践重要地位。 后福柯主义关于自由治理的文献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特别注意作为一种机制的习性，因为它能够区分，一是应该在何处实行通过个体的自由渴望实现对个体统治的构想，二是，相反，应该在何处实行更为直截了当的统治形式。他们把习性对行为的控制看得非常重要，认为人格的决定层面完全干涉了能够进行自由实行和反思性判断的能力，而在强调习性成为自我统治的自动化形式的机制方面，也可以看出这种快照(shutters)已经注意到自由统治策略。③ 鉴于这些考虑，我在这篇论文中意欲表明，与充斥在自由治理文献之中的假说相反，习性在人格建构中(或在与不同统治形式相应的统治个人的手段之中)并非总是占据同样的位置。我并没有把“人格结构”看做永久不变的心理结构，而是看做(用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话说)一系列随着历史变化的“空间、洞穴(cavities)、关系与分隔(divisions)”，这是由于造成自我分裂的不同力量各种方式，与对这些碎片施加影响的各种方式相互叠合、相互作用而形成的。[2](p.301)我将审视后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是如何改变习性在人格结构之中的地位(它们割裂了习性最初与习俗观念的联系，而将其与对本能的新理解联系起来)，来展示这些问题，审视其后果。 首先，我将参照关于自由治理的讨论，因为这些讨论给予成为一系列社会文化学科的通货的习性足够关注，来更为充分地勾勒习性的地位。然后，我将审视皮特·里弗斯(Henry Pitt Rivers)将习性与本能相互区分开来的术语，并考虑他用以解释习性与本能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是如何与澳大利亚殖民统治实践牵连在一块的。最后，作为总结，我要讨论后达尔文主义对习性与本能的关系建构的替代选择，并讨论将习性与本能纠缠在一块，是如何有利于达成更为历史化的巧妙的自由治理实践的目的的。 习性与自由治理 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论述性格在19世纪中期的自由治理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时，注意到关于习性观念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就是，习性观念在调节欲望与冲动时发挥了作用，这种调节把主体形塑为静止而又变化的中心：“习性就深深地印在天性之中，但并非不能被意志力所动摇”[3](p.118)。他可能是在谈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例子，在穆勒《论自由》的文章中，自我观念是依据遗传的习俗分量和意志力的反对力量之间的对立而组织起来的，这种对立成为他在有历史社会和无历史社会之间所作的区分的基础，这种有历史社会是在柯施莱克(Koselleck)所用术语的意义上来谈的：即期望未来与现在和过去不同，这是主体行为迟早会引起变化的结果。就是在这种新暂存性与它所引起的对未来一定不同于过去(这是因为人的能动性在不断革新)的期望之中，习性成为须以新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在穆勒那里，这种须解决的问题是以下面二者之间对立的形式而呈现出来的：一方面是在自由民主中所发现的对自由和革新的激励，一方面是亚细亚社会和原始社会。穆勒把前者解释为通过改善与“东方专制主义”相应的习俗，从而已经超越了曾经的历史的社会(过去曾经在历史上非常活跃)，相反，把原始社会解释为由于持续不断重复的半自然形式的力量，因而仍然没有进入历史的社会，这是因为它仍然逗留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难以察觉的过渡区的原始位置。 乔伊斯并不是唯一意识到习性对于自由治理问题的重要性的学者。玛丽安娜·瓦尔德(Mariana Valverde)也讨论过习性与专制倾向的密切联系，而专制倾向经常可以在自由治理之中看到。这一点也可以从对被殖民者的行为习惯模式的改善中看出来，那些统治者认为被殖民者缺乏意志力可以实行的自我结构。玛丽·普维(Mary Poovey)也说明了类似观念如何充斥在19世纪对缺乏技术的部分工人阶级进行治理的观点之中，这些工人被认为缺乏那些镜子似的道德形式，要依照斯密斯的著名的“意志人(man within)”④的模子而形塑，而如果习性对行为的控制，要通过使其面对反思性审视来松动的话，这种形塑是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