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3-0012-08 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称得上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当时对实践美学进行的反思及批评，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卓有成效。在应对各种批评意见的同时，实践美学既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也吸收不同观点和其他思想资源，实际已走出了原有理论界域。这其中，逐步形成并在新世纪伊始正式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是较有代表性的。它的衍生过程、学理范式和观念方法，均相当典型。我们从来认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建设不应该也不可能重演以往一家独尊的局面，需要的是各种美学新范式的共同兴盛和彼此的平等对话与商榷。本着这样一种立场，本文拟从范式迁移即学术演进的角度，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形成及其理论特征作一番追溯和探讨。相信这既有助于全面理解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构成，也有利于本世纪虽艰难但仍在前行的美学理论进程。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首先见于朱立元门下的青年学者刘旭光《实践存在论美学新探》一文，该文大有代为立言之意，一再说，“朱先生……所阐释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已经可以更名为实践存在论美学”[1]。一年后，朱立元明确表态认可，他在一篇论文的一条注释里，首肯了刘文的建议，同意用“实践存在论”代替“实践本体论”，并以此把他的老师蒋孔阳、他本人和他的学生们的观点同李泽厚、刘纲纪等人的实践本体论区分开来，再次参照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说明了实践存在论的哲学基础。[2]至此，实践存在论美学正式告别了实践论美学的原有形态，即实践本体论美学。后经营数年，朱立元等主编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又在2008至2009年间推出，成为其成果的总汇。 实践存在论美学总体上的理论规划，正如其命名显示的，即让实践范畴带上存在范畴的意指，合实践与存在于一体。由此作为其理论架构之哲学根据的实践论，实际内涵已有变化，既摆脱了主要由李泽厚引申的本体论意义，也改变了其历来所具有的、它一度曾加以恢复的认识论意义。 文革结束后的美学思潮，曾为争取艺术审美不再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立地位作过探索。“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李泽厚语)的提法，当时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提法呼应的，包含着冲破思想教条的积极内容。在这点上，实践美学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它从实践的角度突出了人在审美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顺应了新时期的人文关怀和主体性思潮。理论上它不再把美看做自然的物质属性或精神的观念实体，而是把美当做通过实践而实现的对象，期待着克服主观美学或客观美学各自的片面性。但美学的进一步思考随即揭示了实践本体论美学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仅仅一般地主张美是现实的实践的产物，把审美局限在理性的社会活动和单纯的现实活动范围内。而审美实践是不同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群体活动的，即使受到后者影响，也因它属于自由的精神生产，不可能全部受后者制约。所以在审美特性的把握上，实践本体论美学是有缺失的。不仅如此，实践本体论美学继续把美学看成是一门寻问美的抽象化本质即美的本体的学问，由此反而和真正现实中的审美活动造成了隔阂。即使换个说法，认定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也是把人的本质力量当成了某种先在的东西，审美不外是这一先在的东西的显现与外化。这样的观点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正由于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实践美学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 针对批评，朱立元作为实践美学的代表，作出了三点回应。一是弱化实践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色彩。他把“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的说法，解释为实践只是实践论美学的哲学出发点，而不是美学的真正逻辑起点，更不是美学的基本范畴或美的根本性定义，同时表明实践美学并不抹煞审美的超越性、精神性和个体性。二是恢复实践范畴原有的认识论意义，将其扩展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结构。他主张，实践原本属于认识论范畴，经由李泽厚、蒋孔阳的美学论证而上升为本体论范畴，但审美有认识因素，必然与认识论意义的实践相关联，因此实践论美学的哲学基础应当是实践本体论与实践认识论的统一。于是实践转化成达到美的一种中介。三是把实践向着存在的范畴延伸，但这个存在范畴的真正意义是生存。他提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包括其他一切关系)，都建立在“实践的存在方式基础”上，由其派生和最终决定。从这里开始，实践本体论美学逐渐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转变。为促成这一转变，朱立元又对本体概念另行阐释。原先他有关“本体”的说法还侧重在“所自何来”的“本源”上，现在转而指责如此理解是误会了本体及本体论的原意，提出应“把‘本体论’理解为存在(‘有’、‘在’或‘是’)论即研究存在的学说”，同时把存在论说成“人的社会存在的理论”，当然“‘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即人们的实践活动”[3]。通过将本体性的实践范畴引向作为社会存在方式的实践，他为避免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尽了最大努力。 不难发现，尽管朱立元把“实践本体论与实践认识论相统一”的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新论”又概括为“唯物史观”，但对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依据是海德格尔。他公开承认自己受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影响，说：“笔者本人之所以说‘哲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应是人的存在问题’实乃由海氏的基本本体论获得的启示。”[4]他进而要求将“本体论”这个概念词一律改为“存在论”。 不过朱立元对存在论哲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均有一定程度差距。首先，本体论和存在论的西语词汇虽是同一个(Ontologie)，但西方哲学史上确有将本体论作为本质或本源之学的阶段，“本体论”的译名也因此沿用已久。只是为了突出海德格尔现代本体论的特点，中译者才将其改为“存在论”，并得到多数人认可。朱立元要求将所有历史阶段不同形态的“本体论”一律改称“存在论”，未免失之简单笼统。其次，海德格尔本人从来未曾把“人的存在问题”当做哲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即使在《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本体论”即基础存在论中，也特别不能容忍把他有关此在的存在论分析混同于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各种形式的生存论学说，并不止一次地作过说明。因此朱立元认为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本体论”是“生存论哲学”，“本体论的现代形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把存在的一般研究集中到人的存在即此在的研究上”，“此在”概念是“现代人本主义思路的开启”等，[5]均是根据海德格尔关于存在问题的生存论分析立论的，不够全面，反映了以人文意味的“生存”来解读思辨意味的“存在”的倾向。最后，朱立元将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方法说成是“用纯逻辑方法进行的范畴推演与原理、体系的构造”，也明显有悖于海德格尔始终一贯的反理性逻辑的立场。为此，学术界出现了不同观点的商榷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