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道”论及其美学阐释

作 者:
宋薇 

作者简介:
宋薇(1970-),女,河北保定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美学,河北 保定 071002

原文出处: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道”是钱穆儒学思想的核心范畴,钱穆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讲“道”的博大深厚,又从人生意义、伦理价值的角度谈“道”的细致精微。在钱穆的艺术哲学中,他提出“道为人生”这一内涵,倡导“涵咏深情的文,心中有道的人;性情与道德合一,人品与文品合一”的艺术境界,把真实的人生与理想的人生纳入到他人生艺术化的思考之中。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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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0)03-0055-06

      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道”的内涵丰富而又深刻,它关乎有与无、天与人、本与末、体与用等诸多哲学问题。道的形上性,体现为人之精神的崇高,道的实践性,又映射出人生的丰满。“道”论成为历代哲学家探求宇宙人生真谛、寻求人生理想的重要话语。

      “道”是钱穆儒学思想中至关重要的哲学范畴,有学者称钱穆在哲学上的贡献是“重立一个心,重建一个道”①。钱穆对“道”的论说,有时从大处着眼,宏论“道”的形上特性和本体所在;有时又极其精细,从微小处体察“道”的无处不在、“道”的日用实在。他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讲“道”的博大深厚,又从人生意义、价值的角度谈“道”的细致精微,他从艺术中寻求“道”的理想境界,最终又把“道”与“仁”结合在人心一体上,落脚在人生之中。所以“道”在钱穆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本体论意义、伦理价值意义和美学意义。

      概括来说,钱穆对“道”的疏解有以下几个层面。

      (一)“道”是生存论范畴

      道是人生大道,具有现实及超越的双重生存论意义。从这个角度讲,道具有普遍性,是人生之为人的可行之道、做人之道。在《己与道》这篇文章中,钱穆写道:

      道是一条路。我们人生应该跑的那条路,就叫道。那条道不该只求知,更贵在能行。……中国人所谓道,指人生大道,贵人人能行。就空间论,中国人甚至于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美洲人、澳洲人、全世界人,都该行此道,此所谓大同。即是说人人同行此道。就时间论,每一人从婴孩到老,一生就该行此道。甚至千万年前,到千万年后,凡人都该行此道。所以中国人教人各自自己去行,不要等待别人,看别人。别人跑上此道你才跑,徒然迟慢误失了自己。此道人人当行,才称大道。由各自去行,亦可称是做人之道。要做人便该行此道。[1]406

      那么,钱穆所说的人人必行的人生大道究竟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人人应该不可缺少的从婴孩时就有的情感,即“同情心”,这情感的背后是“性”,即情从性来,做人之道要首先率性,然后才是后天的陶养,即学做人之道。这就是《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情感的核心就是孝悌,也就是仁之本。他这样写道:

      我此刻姑且只提出孝悌忠信四个字来讲。婴孩同知孝父母,敬兄弟。用现代话来讲,至少便是对父母兄姊有一番同情心。即是孔子所谓之仁。……论语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教人先行孝悌,读书求知识那是余事。孝悌外再讲忠信。……现在再引孔子自己讲的话,论语首章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所学,非哲学,非教育,非政治,亦非其他一切,实只是学的孝悌忠信做人之道。……论语第三条‘巧言令色,鲜矣仁’。讨人喜欢,迎合人意,失其真诚,即是不仁。故仁只是在已之一心,这不简单省力吗?而中国道即在己之深义,亦即此一语之可见。[1]411-412

      由此可见,从人生大道的角度而言,钱穆以“仁”释“道”,对他的“道”说可以归纳为四:第一,“道”具有普遍性,“道”为人人必不可少,而又人人都有,不限于某一时,亦不限于某一人或某一群人,它超越于时代与人群,普存于时时与世世;第二,“道”内在于人心,“道”的根本与核心是内心的情感,人道即是仁道,“道”是人生之当然准则以及人生理想;第三,“道”的关键在于能通,即己心与他心相通,通过文字,古人与今人也相通;第四,人生大道贵在能行,行道即行仁。

      钱穆用三句话概括了人生大道的内涵,他说:“第一句话,人生重要在情感。第二句话,情感要在己。第三句话,己心要能乐。人生大道只在此三句中。”[1]413

      如何行人道的问题是儒家道统中的关键问题,钱穆的回答可谓乐生、乐情、乐心,行人道的关键在于普遍存于内心的“同情”,即“仁”。

      (二)“道”是本体论范畴

      钱穆认为,“道”具有“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的浑然性。

      “儒家言道,乃在天人和合处。道家始言及理,则在天人分别处。生与治乃和合,死与乱为分别。儒家多重在正面积极处,而道家则多重在反面消极处。儒道兼容,道理并言。天人合一,而道之内容乃益见其宽大”[1]79。钱穆指出,道家的道言自然,儒家的道言人文,二者在其更高处是相通的,二者的兼容并包、互为补充是对“道”的涵义的充实与扩大。

      “道”的内容的浑然完整正是钱穆“重建一个道”的核心所在,他的“道”的完整性也体现于此。在他看来,“道”不仅是最先和唯一,而且人事间的各种现象都可以用“道”来言说,比如大到乾道、坤道,小到小人之道等等。在《道与命》这篇文章中,钱穆有这样的论述:

      道是无乎不在,而又变动不居的。道即物即灵,即天即大,即现象即本体,上帝和灵魂和本体的观念尽在此道的观念中消散了,再没有他们分别存在之严重价值了。此道莫之为而为,所以不论其开头。此道又是无所为而为,所以不论其结束。没有开头,没有结束,永古永今,上天下地,只是一动,此动不息不已不二,因此是至健的,同时是至诚的。……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如是道既是自然的,常然的。同时也是当然的,必然的。而且,又是浑然的。因此,中国思想不妨称为唯道论。[2]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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