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流派。并且，我们所谓的西方，也包括欧洲、北美，以及其他一些众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之间，由于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从而有着不同的发展线索，呈现着纷繁复杂的图景。然而，正像我在一些文章中也一再提到的，20世纪的西方美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心理学转向，第二阶段是语言学转向，而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学转向。 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世纪之交，一直发展到20世纪中叶的美学主潮是心理学美学。在当时，美学界的一个重大任务是摆脱19世纪的一些大的哲学体系，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美学。这种思想上的努力，在哲学史上被称为“走出形而上学”。人们不再追求一个包罗万象的，从一些虚设的概念引申出来的关于世界或关于心灵的大体系，并从它出发，对世间一切作出一些大而无当地解释。 这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克罗齐。克罗齐仍在试图建立哲学上的大体系，但他已经将体系作了大大地简化。他的“直觉即表现”的公式显示许多过渡时期的特征。桑塔耶那将美视为客观化的快感，从而将解决审美问题的思路指向对人的情感的解释。在当时，还有几位重要的心理学家提出了重要的美学学说，这就是以立普斯为代表的“移情说”和以爱德华·布洛为代表的“心理距离说”。这些心理学美学的学说强化一种从19世纪就有的关于“审美态度”的理论，即对象的美依赖于主体对它的态度，在20世纪前期的西方美学界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的方法直到20世纪中期仍有两个重要的代表，这就是鲁道夫·阿恩海姆和恩斯特·贡布里希。阿恩海姆主要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派的方法，论证人的视觉的整体性特征，而贡布里希则从大量的艺术史材料出发，论艺术风格的历史与人的视觉的主动性的关系。 美学的心理学转向是以科学主义追求为背景的。当时的研究者希望能从对人的心理学研究来探究美的秘密。这种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就心理学在当时，甚至在今天的发展水平而言，要想对审美与艺术的课题给出一个彻底的回答，是相当困难的。人为什么从一个对象获得一种审美感受，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心理学远远不能给予这个问题以准确的回答。因此，心理学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一些内省心理学能给予审美问题提供一些启示，但它不科学；而科学的实验心理学，由于排斥内省的方法，在审美问题上则无能为力。 在心理学美学处于困境之时，20世纪中叶的西方学术界现了一个新的美学趋向，这就是美学的语言学转向。美学的语言学转向，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它根源于20世纪初的一些语言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新进展，但等到它在美学上占据主流地位，却已经是20世纪中叶了。美学上的语言学转向的表现，有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对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例如，把对语言学对语言的词法，句法的分析扩展到段落、篇章分析，扩展的对叙事性作品的人物类型(丰富性、发展性等)，也有叙事视点(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以及三种人称的相互切换)等等，也有更为复杂的人物原型理论，等等。再如，对诗歌语言使用，比喻象征手法的使用等。然而，在西方美学界影响更为深远，一度时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分析美学，它来源于维特根斯坦的语义分析理论。这种思想过去由于中国美学界的偏见，很少被介绍到中国来，对之研究不够。实际上，作为一种工具性的研究，分析美学对于我们澄清一些概念，是很有帮助的。这种美学的基本方法是，将美学定义为“元批评”，或批评的批评。它提出，建筑在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经验之上，有着文学和艺术的批评。这种批评阐释我们对文艺作品的经验，并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认为，这些批评、阐释和判断都是依据某些固定的理论模式作出的，分析美学则认为，文艺批评决不是这种理论模式的实际运用，而是来自我们对作品的经验。我们在文艺批评中，必然会使用一些语词、概念、范畴。例如，我们对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品、什么是表现、什么是再现等等一些平常认为很简单的问题，并没有深思熟虑过。我们只是认为理所当然地运用一些概念，而不清楚这些概念使用中的混乱状况。分析美学所要从事的，就是这种概念澄清工作。也就是说，在当时，美学家们努力要弄清，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时，有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我们说一件物品是艺术品，我们是在给予一个评价，还是作出一个分类？我们是根据其功能，还是根据其制作程序来作出这种分类？从这些看似平易的问题出发，他们发现了其中的复杂性。分析美学家们一般保持一种间接性，也就是说，他们只分析概念，不试图给予具体的艺术品，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以确定的评价。他们不回答一部作品是不是好的问题，将这件工作交给批评家去做。然而，从总的倾向上看，这一美学流派对先锋派的艺术持亲和的态度。他们对艺术定义的研究，有利于对先锋派作品的艺术地位的承认。 分析美学是在西方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80年代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美学流派，在欧美的一些大学里占据着统治地位。只是到了90年代，走出分析美学的呼声才越来越高。在90年代后期召开的两次世界美学大会，即1995年的拉赫底大会和1998年的卢布尔雅那大会，出现了挑战分析美学的强烈呼声。这些对分析美学的挑战，来源于不同的思想渊源，具有不同的特点，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超越一种纯语言分析，超越分析的方法所造成的美学的间接性，使美学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文化，从这些方面寻找研究的立足点。从这些特点看来，一个美学的文化学转向正在出现。 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之初的西方美学用最概括的语言说，具有四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后分析美学。面对着一个分析美学的大传统，许多研究者寻求从其本来就具有的理论框架中走出分析美学。他们对原来分析美学的方法不满，指出分析美学具有间接性，不能对艺术的创作和欣赏起着规范作用。对于美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应是“什么是美学？”，而是“美学能做什么？”。他们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仍然是采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和一些后期笔记中的思想。这时，他们不再仅仅重视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背后的人的生活的思想得到了强调。于是，一些被人们抛弃了的命题，又重新得到了重视。例如，他们重新开始关注“审美态度”，研究“审美态度”形成的条件；他们回到对“审美经验”的研究上来，等等。 第二个倾向是多元文化主义。对“第三世界”，对“东方”思想的关注，特别是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的今天，这是一个大问题。1995年的芬兰拉赫底会议，首创了东方美学专题。1998年的斯洛文尼亚会议，对这个专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2001年的世界美学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2004年的世界美学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2007年的世界美学大会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召开。2010年的世界美学大会，即将于今年8月在北京召开。也许，这一系列的会议，特别是一些欧洲以外的国家所召开的会议，标志着世界美学界由西方美学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21世纪的美学应是世界的美学，而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美学。当然，如果美学上要有什么全球化的话，它决不应该像在经济上那样，由西方强国制定游戏规则，用一个模式铸造世界，而是意味着交流、对话、相互尊重、相互吸收，使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不同的美学，能够共同发展。 第三个倾向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当然并不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这是一个自从马克思主义形成以来就不断有人研究，有人发展的课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马克思的一些手稿被整理出版，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有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队伍，而在西方，法国和德国也有很多人研究，而到了80年代以后，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在一些大学里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者们一般持这样的一些立场：一、反对艺术的商业化倾向；二、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倾向；三、艺术起社会批判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