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体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兴起 消费社会中的文化是身体文化，消费文化中的经济是身体经济，而消费社会中的美学是身体美学。这样来概括我们今天这个消费社会及其文化，虽然有点夸张，但还不算太离谱。《身体与社会理论》（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的作者克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指出，身体问题在西方社会文化理论中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学者一致认为，在当代消费社会，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即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感觉，而不是出身门第、政治立场、信仰归属、职业等，来确立自我意识与自我身份。① 随着对于身体的学术兴趣的空前高涨，出现了“身体社会学”、“身体美学”、“身体文化学”等等所谓的新兴学科。美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提出了“身体化的社会”（somatic society）这个概念，以示身体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已经成为“政治与文化活动的首要领域”②。 消费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对于身体的兴趣更是强烈得无以复加。各种各样的时尚报纸、杂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身体意象，花费大量的篇幅推销化妆、减肥、健身、整容外科技术，介绍如何使身体显得年轻、美丽、性感。女孩子们为身上“多余的”脂肪而愁眉不展，茶饭不思。她们提出了“全世界姐妹们联合起来，为了苗条而奋斗”的口号。减肥与健身工业于是勃然兴起。 当然，对于身体的兴趣并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在当代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身体的外形、身体的消费价值已然成为人们关心的中心。这才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新文化现象。 二、身体翻身的社会文化语境 身体地位的突出是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原因的。特纳认为：“我的一个假设是，我们近来对于身体的兴趣与理解是西方工业社会深刻的、持久的转型的结果，特别是身体的意象在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中的突出与渗透，是身体（特别是它的再生产能力）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分离的结果。对于快感、欲望、差异、好玩的强调——这些都是当代消费主义的特征——是下述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个文化环境产生了大量的相关过程：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资产阶级工业资本主义的道德机构及其相关的关于性的宗教与伦理律令随着基督教伦理的消蚀以及大众消费主义的兴起而消失了。晚期工业社会中道德与法律的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联系，特别是与世界经济秩序中重工业生产的衰落有极大的关系。后工业环境中服务工业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与传统城市工业阶级的衰落相联系，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早龄退休、休闲的增加等联系在一起，劳动的躯体正在变成欲望的躯体。”③ 这表明，无论是大众还是学者，对于身体的兴趣的高涨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产物。 1.现代性与祛魅 从文化语境上看，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宗教与意识形态教条在界定、规训、控制身体方面的权威性的削弱，身体正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不受宗教或政治的控制。这是现代化、世俗化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一种所谓“盛期现代性”（high modernity）现象。现代性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身体的命运极为重要。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在当今世界宗教传统依然深厚的一些国家（比如阿拉伯国家），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依然受到严格的控制。④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对身体实施严格的控制，男男女女都穿没有性别特色的服装，上上下下齐动员清除所谓“奇装异服”。 随着现代性的进一步展开，社会文化的祛魅（去神圣化）步骤也进一步加剧，但是现代化过程摧毁了宗教信仰以后却没有建立另外的稳固信仰，陷入“上帝死了以后怎么都行”的信仰无政府主义，以及“众神纷争”的价值多元化状态。消费社会的文化没有能够提供指导我们生活的核心价值。这样，对于那些丧失了宗教信仰、丧失了对于宏大政治话语的兴趣的人，至少身体好象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在现代世界中重建可以依赖的自我感觉的基础。我们什么也没有了，但是至少我们还拥有我们的身体。在一个把至关重要的价值置于“年轻”、“性感”核心语汇的时代，身体的外在显现（外表）成为自我的象征。特纳说：“现代自我的出现是与消费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现代的自我意识与无限制的对于快乐之物（食物、符号以及消费品）的个人消费观念紧密联系。”⑤ “我消费故我在”（I consume therefore I am）而不是“我思故我在”，成为今天的大众的自我确证、自我认同的核心。这种自我观念与西方笛卡尔以降的哲学与社会思想传统迥异，后者在心灵／肉体的二元对立基础上，认为人之为人、使人成为“社会性动物”的恰恰是心灵，而身体是不能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的，身体是自然性的、生物性的、乃至动物性的，而不是社会性、文化性的。 2.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变化 同时，古典哲学与社会学偏爱对身体的二元研究方法，它没有彻底忽视身体，但是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古典社会学没有把身体当作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领域予以重视。就此而言，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是缺席的。比如古典社会学很少谈论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一个肉体化的身体，它使我们能够尝、闻、触、摸，等等。但是当代社会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解释人类行为以及社会的建构与功能时，不可避免地要解释身体化方面。古典社会学对于身体的关注是隐在的而不是显在的，而且常常只是有选择地关注身体化的一些方面。比如，它研究语言与意识，但却不承认这些能力是一种身体化的能力。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我们的语言与意识能力是内在地身体化的，是身体的一部分，是受到身体限制的。同时，古典社会学也忽视了人的能动性的身体维度和身体基础。近来的社会学理论则认为：事实上，是身体使我们能够作出行动，卷入并改变日常生活之流。不解释身体就不可能有适当的能动性理论。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行动的人就是行动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