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历史演进的三段论 审美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性概念。古人云：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任何历史现象总是聚聚散散、分分合合的。对此国外学者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美国社会学家S·拉什的观点很有道理，他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未开化社会”、“现代化”、“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在他看来，“未开化社会”的特点是文化与社会尚未分化，宗教及其仪式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圣是内在于世俗之中的。“现代化”的特点是分化，此时每个文化领域都获得了最充分的可能的自洽性，每个领域都拥有自主权，每个领域都是自我立法的。具体地说，美学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理论思辨领域都奉行自洽法则和自治法则。“后现代主义”的特点是消解分化，消除差异。S·拉什说：“如果说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就是一个消除分化的过程。”① 在他看来一个既定的文化范式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的：一是不同的文化类型——美学的、思辨的、伦理的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三是它的“文化经济”，如文化机制、文化流通的方式、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条件等；四是意义表达方式，即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现代化使得所有这些部分产生分化，那么后现代化则意味着要对这四个部分的每一个分化予以消除：一是美学领域已开始向理论思辨领域和道德实践领域扩张；二是文化不再刻意与社会相分离；三是“文化经济”的出现意味着文化与生产、消费以及商业性运行机制之间分化的消除；四是在文化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分化的消除，例如在广告中，所指浮上了能指，指涉物浮上了意象。② 如果对于S·拉什的观点进行重新整理和阐释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总体轮廓：人类历史发展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化各有特点，前现代的文化处于未分化状态，现代的文化走向了分化，后现代的文化则显示了去分化的趋势。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文化经历了从未分化到分化再到去分化的三段论。③ 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但更侧重对审美文化的研究。他将从古希腊城邦制到后现代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文化划分为“合—分—合”三阶段。④ 在他看来，哲学有三个伟大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被什么东西所吸引？这三个问题构成了文化的三大领域：认识、伦理—政治、利比多—审美。所谓“利比多—审美”，是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对人类审美文化作出界定。在古代城邦制之下，这三大领域尚未分化，相互浑整、彼此缠绕，剪不断，理还乱。此时审美、艺术尚未从认识和伦理—政治之中分离出来，而是作为认识的形式和伦理—政治的基本手段，具有认识和伦理—政治的效果。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就像蛇钻进了伊甸园，破坏了此前文化天然未分、浑融一体的原生态，上述三大领域开始分化，逐渐变成专门的、自主的、锁闭的，审美和艺术从认识和伦理—政治之中分离出来，审美和艺术不再是认识的形式，也不再是伦理和政治的侍从，转而以自己为目标，仅仅对自己的规则负责。在现代社会这种由社会分工导致的分化愈演愈烈，但其中包含着巨大的矛盾，这一时期艺术的自律性是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中、凭借市场的力量获得的，艺术作为一种商品，从服务于教堂、法庭、国家的传统社会功能中解放出来，转而服务于一切有欣赏趣味并且有钱买它的人，市场给了它自主性的自由。然而艺术在放弃上述传统社会功能的意义上转向自律性，也就表明了一种抵抗现有社会秩序的缄默的姿态，从而“审美的自律性成为一种否定性政治”⑤。这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格局后来成为后现代文化的普遍状况，从而认识变成了满足心灵的思想，伦理变成了对于风格、愉快和直觉的要求。总之，在后现代社会艺术和审美以其自主性的自由拨转了社会分工带来的隔膜和疏离，使得相互分化的三大文化领域重新合流，因此特里·伊格尔顿说，后现代主义“相当关心总体性的概念”⑥。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偏爱零散性、片断性、局部性，其实不然，后现代主义不仅没有打破事物的“总体性”，相反地恰恰对于此前各个文化领域圈地划界、分而治之的思维定势进行了祛除，从而在渗透、弥平、融通的意义上达到了更高的“总体性”。 审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佐证了以上分析。无论中西，古代审美文化一开始就是天然地、自发地保存了与其他文化领域的整体联系，例如美与善、美与真、美与有用、美与有利、美与有益等，基本上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自1750年“美学”（aesthetica）诞生之日起，审美文化就逐步养成与其他文化领域分隔开来的习惯，形成了以邻为壑、老死不相往来的思维定势，而将其他文化现象拒之门外，其表达方式也习惯于采用修辞的“否定格”，如非功利、非实用、非逻辑、无概念、无目的等等。鲍姆加通将美学从逻辑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康德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外辟出审美判断力的领域，席勒致力建造“第三王国”亦即“审美的王国”，以及黑格尔对于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即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审美关系的界定，凡此种种，均旨在廓清审美文化的界限，使得审美文化成为一种无沾无待、独立自足的王国，虽然他们也企图为审美文化与外界相互沟通而搭建桥梁、铺设通道，但最终仍无法消弭二者之间的断裂之痕，甚至事与愿违，从自律、自洽滑向自闭、自恋。在美学史上，这种圈地划界的做法一直作为传统而得到延续并发挥作用。然而这一传统格局在现代商品社会被彻底打破了，审美文化开始向其他文化领域渗透、蔓延，与其他文化形态相互交融、汇合，从而铸成一种大度包容的大文化，这似乎是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古代审美文化的起点。这就刻画出审美文化发展演进的路径，在总体上呈现为审美文化与其他文化领域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的逻辑进程。其结果就是审美文化在更高水平上消解了现代美学标举的审美自律性和艺术自律性，宣告了审美文化的后现代转型。 要么是后现代，要么是前现代 特里·伊格尔顿在探讨文化的本质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文化在后现代是一个时髦的字眼，但它最重要的根源仍在前现代。因此文化要么是后现代的，要么是前现代的，而它恰恰不是现代的，即便现代对于文化时有涉及，也主要是作为对过去的回顾或对未来的期望。⑦ 此说触及了审美文化的又一重要的历史性品格，那就是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之关系的历史变迁。在历史上这两者也经历了离合聚散，古代审美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总是天然合一的，与审美活动密切相关的生产劳作、宗教祭祀、政治斗争、治国齐家、伦理教化等，本身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分道扬镳是晚近的事，艺术家依靠不同形式的资助获得一份稳定而优厚的待遇，毋须为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操心，只需在其分工的专业范围内恪尽其职即可，从而艺术创作逐步丧失了与社会人生关联的丰富性而局囿于狭小的专业圈子，变得越来越精致、讲究，也越来越单薄、苍白，逐渐走向了贵族主义、经院主义和象牙塔主义。而后现代世界则为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去分化创造了条件，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樊篱被拆除，壁垒被推倒，审美活动与种种社会人生问题再次不期而遇，经过长期的分离以后又重新迭加在一起。不过历史不可重复，后现代的生活内容加进了许多新的元素，包括商品、市场、科技、传媒的力量。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在后现代的世界上，文化和社会生活再一次紧密地结成联盟，但这时则是表现为商品的美学形态、政治的壮观化、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形象的集中性以及最终将文化变成一般商品生产的综合。美学是作为一个指称日常感性经验的术语开始具有生命力的，只是后来才专门用来指艺术；它已经转完了一整圈与其世俗的起源会合了，正如文化的两种意义——艺术和普通生活——如今在风格、样式、广告、媒体等方面已经混合了一样。”⑧ 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新元素对于审美活动提出了新的诉求，这既充实了审美文化的内涵，又刷新了审美文化的性质，使得审美文化显得精神饱满、面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