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1-0112-11 一、人类与非人类关系：从生态批评观点看自然 从环境耗损与迫近的生态危机威胁观点看来，许多生态批评家正在处理生态危机是心灵危机这信念，强调新自然概念的急迫性，希望借此在生态圈造成较小的破坏行为。相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所谓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生态批评家不只假设自然环境的确真实存在，也要求重新评价“近在眼前”的自然。他们最后坚持的是人类与非人类的全新关系，刻意激进地重新定义人类与非人类的概念。这一新关系发展的主要步骤是扬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不再被视为主宰或优于宇宙其他组成，而要更谦和地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物质地嵌合在活的有机体构成的复杂网络中。深层生态学，属于激进的生态批评团体，甚至走得更远，否定任何人类与非人类间的阶级差异。其主要发言人挪威哲学家阿尔·聂思(Arne Naess)，提到地球所有生命的内在价值，提及“生物中心平等”与“生活与绽放花朵的平等权”，这构成其“直觉上清楚明白且显而易见的轴心价值”(1972：95、96)。虽然以基于直觉的自然概念作为批判分析的基础是有问题的，这概念也未被所有生态批评家共享，聂思强调连结非人类这真实存活的、有价值的实体，仍是常见的生态批评假设，这假设与修正过后更谦和的人类地位紧紧相系。 聂思质疑科学作为了解自然的方法，也要求“从科学转换到智慧”(Devall and Sessions，1985：74)，然而，除了他之外，几乎所有的生态批评家都宣称需进行跨领域研究，跨到努力探索研究非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自然科学。乌苏拉·海瑟(Ursula Heise)也曾警告“绿色批评将冒着注定要失去连结的危机，如果它忽略自然科学描述赋予美学表达的贡献与挑战”(1997：5)。这特殊重要性得回归生态，它将活生生的有机体视为相互依存的体系来分析，因此也成为自然与文化层叠交织概念的模型。虽然有些浪漫主义倾向的生态批评家提出像“一致”、“整体”、“平衡”或“合作”等词汇去表述奠基于生态的伦理观(Oates，1989)，大部分生态批评家否认这种对当代科学的感性研究，这科学已察觉到生态系统内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对大部分人来说，生态是理解非人类世界的有效工具，它教导阅读自然符号的方法。因此，科学地、更确切地说来，在文学批评范畴内对自然的生态研究，是个强调物理、物质、“近在眼前”世界的重要方法，以达到唐·绪埃思(Don Scheese)所谓的“主角意识中的典范转移，从自我中心(人类中心)世界观转向生态中心(生物中心)观”(1996：9)。 生态批评家来自多元的批判团体，因此没有一致的生态批评理论。对有些人来说，物理、物质世界最重要的应该要回归需天真理解的文学写实主义，同时背离当代文学理论。举例来说，格蓝·乐夫(Glen Love)同意约瑟夫·凯罗(Joseph Carrol)的主张，后者早就主张在后结构理论中“现实中丰富经验世界已然被淘空，在这地方我们玩的是那单薄、纷扰的自我反省式语言功能的游戏”(1999：565)。他认为没有文本以外的现实这主张，必须被理解为对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思维的回应，只被某些生态批评家认同。要解决自然作为先于论述的实体概念与自然总是建构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居中协调的位置已被证明有效。这位置假设自然是有能力为自己发声的主动体，尽管不以人类语汇发声，但它也总是被文化铭刻。人类以文化方式定义自然，但他们自己也是深深依赖着生态体系的生物存在。居中协调的位置，一方面接受人类嵌合于物理、物质世界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接受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生物的差异。从这角度来看，自然与文化不能被截然二分；相反，他们以各种方式相互影响。① 生态批评家的特殊挑战，是以生态中心观点出发探讨美学，这可能性尚需考虑自然与文化的互惠关系，考虑人类更谦和的位置，重要的是重新定义自然性。劳伦司·彼罗(Lawrence Buell)已然在1995年这样问道：“如果我们扬弃孤绝人类的神话，哪种文学还保有其可能？它必然是种文学，抛弃了，或至少质疑了，什么似乎才是文学最基本的焦点：角色、人物、叙述意识。”(1995：145)这种文学不只重新思索自我的角色，而且至少同等重要地重新思索自然作为他者的自主性与主体身份。对有生态关怀的作者来说，让自然发声一直是个中心议题，尽管自然不能言说，尽管它可能永远无法被完全理解。作家使用何种美学策略为不能言说者代言呢？他们如何想象非人类中心的自我与非人类作为主动体，有时甚至是会言说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呢？接下来的论述笔者将针对语言作为沟通工具与文学再现的概念，质疑它描述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人类与土地之间关系的能力与限度，同时，察觉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笔者将以贝瑞·罗培兹(Barry Lopez)的《北极之梦》(Arctic Dreams)作为文本范例举证，阐述有生态意识的作家以何种策略全副武装解决为非人类自然发声这一难题。 二、语言和文学的生态批评观点 长久以来，在西方文化中，语言与理性已被视为文化的关键标志，因为它区隔了人类与非人类，也将人类抬升到高于非人类的位置。这概念强调自然与文化的严格分野，例如动物与人类的分别。它也强化了有阶级意识的二元主义，这主义不只认为自然注定要完全对立于文化，自然也劣于文化，需为文化服务。然而，就像唐纳·海若威(Donna Harraway)在她颇具影响力的“人机合体宣言”主张中所阐明的，物种之间的清楚分野不再站得住脚：“二十世纪晚期的美国科学文化中，人类与动物的界线已经彻底断裂了。最后一片诉求单一性的立足点已被污染了，如果它还没有转变成游乐场的话，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心理事件——没有一件事真正有说服力地区隔人类与动物。”(1990：193)海若威的陈述暗示了更宽广的语言概念，这概念超越(言说或书写)文字作为意义制造工具的特权。从一方面来说，它暗示语言概念本身就是个自然的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强调语言与非语言沟通的关联。盖瑞·史耐德(Gary Snyder)是这观点雄辩的代言人。他认为语言与文化并没将我们与自然隔离，相反，却“从我们生物—社会的自然存在中浮现出来，因为我们曾是/现在仍是动物。语言属于与心理需求与身体神经共同逐步形成的心-身系统。语言就像想象力与身体，主动浮现”(1990a：17)。他认为学习语言的能力超越了智识与理性，连结到“野性的无意识”(1990a：17)，因此，他将先于论述存在的自然理解为拥有制造文化的力量。此外，语言不是固定与静态的某种东西，它是活跃、流动的事件，是“缭绕的气息，松树群间的微风”(1990b：69)。对史耐德而言，自然本身就是文本，然而我们不将它理解成是我们的(各种)文化产品，而是“透过时间储存的讯息。策略是岩石、沼泽中的花粉层、树干向外不断延展的年轮……”(1990b：66)。这是自然自己“书写过”的文本，吊诡的是，它却只能以人类文字来阅读与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