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0]01-0095-10 关于秦汉审美文化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史上的地位，目前国内主要有“过渡”说、“转型”说、“承前启后”说、“奠基”说和“关键”说诸种。我们认为，如同从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总体来看，秦汉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一样，从中国审美文化历史与发展总体来看，秦汉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秦汉审美文化一方面博采先秦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表现出一种宏伟的气魄，显示出鲜明的兼容性和综合性；另一方面又发扬光大了先秦审美文化，体现了突出的发展性和创造性。它直接开启了魏晋六朝审美文化，影响远及隋唐及以后历朝历代，直至清末我们仍然能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寻觅到秦汉审美文化影响的身影。尤其是在审美创造上，秦汉给我们留下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就。如同秦汉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奠定了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一样，秦汉在审美文化上也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基础。然而，在以往的秦汉审美文化研究中，论者大多注重秦汉审美文化“承前”和“继往”的作用，相对忽视它“启后”和“开来”的贡献，忽视秦汉审美文化的独创性，这是不符合秦汉审美文化的客观实际的。与先秦相比，秦汉在审美的独特性质和功用的探讨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它主要表现在美的升值、情的上扬、自然审美观的发展和突破等方面。本文拟就这一涉及秦汉审美文化历史地位的关键问题，略述己见。 一、美的升值 在当代美学理论中，“美”是一个含义丰富、范围广大的范畴。中国古代美学和审美文化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术语。但有若干与其相近、相似、相交叉的范畴。如审美内涵上在文与质相对意义上作为“中国古代美学审美对象的总称”的“文”①，在朴与丽相对意义上作为“美的感性表征”的“丽”②，在人的内美和外美相对意义上的“外美”等等。用当代美学术语表述，这里的美，大体是指与五官感受相联系的声色之美和集中体现审美特性并以非功利为主要标志的纯形式美等等内容。 应该说，先秦对道美、质美、内美等意义的美是极为重视的。道家所论的道之美、素朴之美、天地之大美，甚至更带有哲学意蕴上的丰富性、深刻性和根本性。但先秦儒、道、墨、法等等，除儒家外，对以色、形、声、味等为基本内容的声色之美和相对独立的纯形式美等等，均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在文质关系上均重质轻文，甚至多数以质否文。这种态度也延伸到对“丽”和人的“外美”的贬低及排斥。儒家虽然基本是文质统一论者，讲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讲究“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但也批判玩物丧志，否定声色之美，特别是在文质发生矛盾之时，同样是以质否文。就先秦总体来看，声色之美和形式美始终没有摆脱功用的纠缠，不受重视，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秦汉时代特别是汉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这种新变化、新发展、新趋势的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美的升值。它与审美走向自觉相同步，并成为其重要表征。这个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纯粹意义上的形式美开始成为自觉的追求 在中国历史上，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地单独讨论一种可以说是纯粹意义上的文艺，充分重视文艺作品的美，直接地而非附带地谈论到艺术创作问题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从在真正的意义上创造了汉赋的司马相如关于作赋的言论开始的。作为在楚辞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文艺形式，汉赋一开始就以供人以艺术美的欣赏为其重要特色，所以也就极大地发展了在楚辞中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词藻描写的美的追求。鲁迅谈到司马相如的赋时，曾指出它与楚辞并不相同，是一种创新的艺术形式。鲁迅说：“……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词，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③又说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④。总之，司马相如的赋区别于“诗”和楚辞的地方，在于它处处自觉地讲求文词的华丽富美，以穷极文词之美为其重要特征。虽然它也有歌功颂德和所谓“讽谕”的政治作用，但构成汉赋最根本的特征的东西却在于它能给人充分的艺术美的享受，并以给人们这种享受为自觉追求的重要目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不再只强调它作为政教伦理宣传工具的价值了。这是文艺性的“文”从古代那种广义的“文”明确地分化出来的重要的一步。 基于上述的情况，司马相如论赋的话，虽是片断的，却也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司马相如说：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⑤ 这里，司马相如从“作赋之迹”和“赋家之心”两个方面讲了如何作赋。一方面指的是赋的艺术形式的美。司马相如在说明这种美时，使用了儒家常说的“文”和“质”这两个概念，但其解释却很为特别。“质”被比作锦绣，“文”被比做锦绣之上用彩色丝线所织成的花纹，“文”与“质”像经纬宫商那样互相交错而又和谐统一。这里固然暗寓着赋所特别强调的排比、对偶、音韵和谐的美，但更为重要的是指出赋具有一种像绣上了鲜艳的花纹的织锦那样的美。这可以说是一种锦上添花穷极绮丽之美，同孔子所说“绘事后素”的观念很不一样。它不是以素地为“质”，而是以“锦锈”为“质”，在锦绣之上还要织上美丽的花纹，使之同作为“质”的锦绣的色彩交相辉映。在司马相如之前，有谁这样高度地强调过文词的夺人心目的艳丽之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