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09）06-0133-05 “活态文化转向”是继口传身受的活态文化和文字文本的“去活态文化”之后的、以电子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再活态化”运动，与之联袂而行的是文化范式向环境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急遽转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审美文化迅速走向前台，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一转向影响深远，它不仅要求文化观念和文化范围的大幅调整，而且要求研究方法的革故鼎新，尤其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和文化研究方法的内在整合。 一、活态文化转向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优势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规模的媒介转型都会引起文化范式的转换和文化重心的偏移，也都会引起思想者的高度关注和深刻质疑。雅思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媒介转型期，在这一时期，文化范式也由原始口传身受的活态文化转向文字书本的“去活态文化”，中西方哲人不约而同地对之表示忧虑和质疑。 在中国，《庄子·天道》“轮扁议书”的寓言故事人所共知：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后世论者或以为庄子“反文明”，或以为庄子辨析“言意”关系。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既非反文明，除非将文明等同于文字书本知识；也不是讨论言意关系，除非我们根本不去理会庄子所谈论的“不期精粗者”。庄子是在讨论言意之外的问题。在庄子那里，可以“言论”与“意致”者，尽管有“物之粗”与“物之精”之分，但它们都不属于事物最微妙的“不期精粗”者（《庄子·秋水》）。而后者恰恰是指与实践者的身体参与和环境在场浑然一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它的丰富内涵既不能通过“言论”也不通过“意致”一网打尽，更不能被固结在僵硬的文字书本世界之中，尽管书是当时的“世之所贵者”。换言之，庄子所担忧的是文字知识对于丰富多样的原始活态文化的分裂和遮蔽，即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具体说来，是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及其范式挤兑以文物古迹为载体的实物遗存和以口传身受为载体的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及其范式[1]。 在大致同一时期，古希腊哲人也产生了同样的疑问。苏格拉底在《裴多篇》里转述了埃及透特神和阿蒙神的对话。阿蒙神说：“你发明的文字使习字人的心灵患上健忘症，因为他们不再使用自己的记忆；他们会相信外在的文字，记不得自己。你发明的这个特别有效的东西不能帮助记忆，只能帮助回忆。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他们能记住许多东西，但是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们似乎什么都懂，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伙伴，有知识的展示，无实际的货色。”[2]苏格拉底知道，“字母注定要扼杀生活中的许多（虽然并非所有的）东西”。他是口头传统产生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西方最后一位阐述口头传统的人。 庄子以书为“糟粕”的观点和苏格拉底“文字使人健忘”的说法肯定是偏激的，本文也无意为之辩护。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却是不容漠视的。纵观人类历史，今天的人们发现，“一个复杂的活文化中绝大部分的大量细节都不是经由文字或图像流传的。不，文化是经由言传及身教而存活下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除了食谱之外，还要有烹饪班和烹饪示范；除了手册及教科书之外，还要有师徒制、实习制、学生实习和在职训练。”而正是这类弥足珍贵的活态文化知识，保证着人类不会陷入“集体失忆的黑暗时代”[3]。 当然，在当今这个或可称为“第二轴心时代”[4]的新型语境中，活态文化观念获得了庄子们所不曾料及的内涵，这些新生内容强化了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重要地位，需要深入辨析。 1.即使在文字书本知识成为文化正统的历史年代，口传身受的活态文化仍然在底层民俗生活领域和边缘少数族裔口头传承中顽强地存活着。从共时角度看，“人类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的文化，一种是说话的文化……说话文化的要义，是引起别人的当面或当场注意。”[5]尽管在“去活态化”的过程中人们普遍地“重文轻语”，“说话的文化”长期遭受挤兑和压抑，但它却作为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并未退出文化舞台。从活态文化的观念视野看，“在人类文明的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众多的人群，他们的生存心理和思维方式还滞留在一个口头传统的文化里，我们民族从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时空观或许仍然循环在我们本原的文化河床里。”[6]从历时角度看，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简单地从口头传播到文字记录的单向过程，相反，从书面文化重新流向口头传承的事例也屡见不鲜[7]。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的主干是说话的文化，没有被彻底书面化；同时，这种文化也保持着口语化与书面化之间良性互动的特点，这使其文化构成和文化生态表现出双向动态、和谐互补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