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春时,华侨大学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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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在国内美学界,一方面是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硝烟未散,另一方面是新的美学格局正在形成,这就是“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如果说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还属于古典与现代之争的话,那么“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则属于现代与后现代之争。后一种美学格局反映了美学与现实的关联,体现了当代美学的最新发展趋势,因此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矫枉过正,并不能终结现代主义,而只能补充、修正现代主义。因此,“超越性美学”对“日常生活美学”的批判,也应该包含着吸收“日常生活美学”的合理成分,以克服自己的片面性,获得重建。

      一、“超越性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的对立

      所谓“超越性美学”,实际上是现代美学。现代性的发展引起反弹,导致反思现代性的发生。现代美学肯定审美的超越性,主张对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自现代性发生以来,就有对现代性压抑的忧虑和批判,卢梭、席勒开了先河,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继之。他们都认为现代生活是异化的,必须进行审美批判,使人获得审美的超越和救赎。

      上个世纪80年代崛起的实践美学,思想资源是德国古典美学(康德、黑格尔、席勒等)以及青年马克思哲学。它以理性、主体性(人的本质)界定审美,是肯定现代性的美学,因此不具有反思现代性的品格。90年代崛起的后实践美学,思想资源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主义哲学、美学。后实践美学批判实践美学主张的审美的现实性,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包括超越现实(实践)、超越意识形态(理性)、超越时空等特性,明显地带有反思现代性的品格,因此属于现代美学的范畴。由于后实践美学代表的现代美学批判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反思层面,主张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因此可以称之为“超越性美学”。“超越性美学”,主张在现代性条件下,发挥审美的超越功能,批判日常生活的异化,肯定人的自由追求,使审美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

      在前些年发生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日常生活美学”初露端倪。它提出审美回归日常生活,主张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超越性美学虽然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论争,但仍然有一些学者站在审美超越性立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不同意把审美降格为日常生活的点缀,质疑所谓“新的美学原则”。鲁枢元认为所谓“新的美学原则”混淆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并且对后者进行了批判。他指出: “在我看来,‘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渡,是精心操作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是功利实用的劳作向本真澄明的生存之境的提升。二者的不同在于,一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一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这样说并不否定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但其价值的指向毕竟还是不同的。”[1]杨春时则反对把审美降格为感性娱乐,坚持审美的超越性,明确提出要“开展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2]。这些思想可以看做在这场争论中“超越性美学”立场的表达。但是,“超越性美学”的立场主要表现在与实践美学的区分上,即主张审美对理性化的现实的超越;而它与“日常生活美学”的区分即审美对感性化的现实(日常生活)的超越则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因此,“超越性美学”应该在新的美学格局中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有新的建树。

      所谓“日常生活美学”实际上是中国的后现代美学。后现代主义哲学彻底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主体性、反对本质主义,解构理性。后现代主义美学批判现代美学的形而上性质,主张抹平审美与现实的界限,精神与身体的界限,为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作辩护。威尔什认为,后现代美学是对18世纪“感性学”的回归:“这就是把艺术形式翻译成生活形式的观念,是美学翻译成感性学的观念,是造就具有感性学权限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恰恰这一点,是美学早在18世纪就已经形成这件事情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它又重新成为二十世纪的前哨战的固定主题。这是——在我看来——一个未曾完成的规划,而且这样一个规划,它在今天不再是精英式的,而是变得更为普遍,推进到我们生活现实的许多地方”[3]1138。接受美学的代表耀斯反对阿多诺的精英主义的否定美学,为通俗艺术张目,为快感享受的正当性辩护,并且认为,在审美经验的相互交流中,通俗艺术也会获得审美价值。耀斯点明自己批评的意图,在于“反对这样一种理论主张:支持较高层次的审美反思,忽略或者压制审美经验的诸初级形式,尤其是审美经验的交流功能”,并作出展望:“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持生产的、接受的和交流的态度的审美实践,必将带来新的意义”[4]23。理查德·舒斯特曼把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成为“日常生活美学”的代表。他认为,传统的艺术和审美经验走向终结,而新的生活艺术和审美经验将复兴。他批驳了传统美学对通俗艺术的偏见,如“它根本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审美满足”、“通俗艺术通常被谴责不提供任何审美上的挑战”、“通俗艺术实际上太肤浅了以至于不能获得智性上的满足”、“我们的文化,将艺术视为精华汇粹的创造和原发,视为必然地从事于革新和实验”、“通俗艺术的毫不费力性和肤浅性总是与其缺乏形式的复杂性相关联”、“通俗艺术缺乏审美的自律性和反抗性”等。[5]17-45理查德·舒斯特曼系统地阐述了“日常生活美学”的基本思想。他认为艺术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他大力强调和肯定审美的娱乐性,认为审美快感与日常生活的快乐并不冲突,甚至一致。他提出了“身体美学”,以取代传统的“意识美学”,使审美本质从单纯的精神性回归到身体性,使美学成为让身体快乐的学说。[6]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并被部分学者接受。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日常生活美学”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派系。它认为,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现代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美学,具体表现为:艺术与日常生活融合,纯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界限消失,精神性的审美经验已经变成了身体性的快感,少数精英的超越体验让位于大众的感性消费。这就产生了“新的美学原则”。新的美学不再批判日常生活,而是肯定和推动“日常生活审美化”,使美学为人的感性娱乐服务,为世俗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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