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涛：杨先生，您在北京大学从事美学研究和教学已经四十多年了，您参与、见证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首先希望您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美学研究的道路的，也请您顺便介绍一些，1950年代和1960年代北京大学的美学研究及教学情况。 杨辛：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到了昆明，曾住在南开中学同学汤一介家里，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当时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系主任。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很困难，卖过报纸，做过家庭教师，有时也为汤用彤教授抄写书稿，同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京大学迁回北平（今北京），我也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了一年，仍继续参加学生运动。1947年投奔东北解放区。辽沈战役时，我在锦州的外围，战役结束后，我在锦州工作了一段时间。1951年，我到中共东北局做党刊编辑，后来又到中共吉林省委党校教哲学。1956年夏，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把我和汤一介同时调入北京大学，做他的助手。这次工作变动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永远不会忘记恩师汤用彤先生对青年的培养。 到北京大学后，我的编制在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冯友兰是当时的室主任。汤用彤先生去世后，根据当时工作需要，我转到了美学组，美学组由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王庆淑负责，他对北京大学的美学专业的开创作了重要贡献。1959年，我开了美学的专题课。1960年，美学教研室成立，由我接替王庆淑负责美学室的业务。朱光潜先生的编制在西语系，但他所做的都是美学教研室的工作。当时属于美学前辈的有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和马采等先生，年轻些的有我和甘霖、于民、李醒尘、阎国忠等人。朱光潜先生讲西方美学史，宗白华先生讲中国美学史，我和甘霖讲美学原理，都是专题课性质的。1960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学教研室的部分教师都参加了王朝闻主持的《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王朝闻任教材编写组组长，我和马奇任编写组副组长。但后来马奇不常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是由我和人大的田丁负责的。 李世涛：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1950、1960年代的美学讨论是一次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讨论，有些观点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翻阅1960年代的报刊，我发现您写过从新民歌角度探讨美的本质的文章，您的这种视角与当时大多数讨论者的视角颇为不同。请您以参与者的身份谈谈当时美学讨论的情况以及您现在的认识。 杨辛：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我在学校教书，社会上展开了美学讨论。事情是这样的，朱光潜先生写了《我的美学思想的反动性》，进行自我检讨，大家提意见，又相互争论。这样，逐渐形成了美学大讨论。 我对1950、19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的认识是这样的。第一，当时的美学讨论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需要。解放后，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对精神生活也提出了新要求，文艺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都需要开展美学研究，以回答现实和文艺发展提出的问题。第二，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主要是围绕美的本质展开的，实际上只是讨论了解决美的本质问题的哲学基础，把美的本质理解为主观、客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并未解决“美是什么”的问题。这样的好处是把美的问题从日常生活经验层面提高到哲学的层次上进行思考。但是，参加讨论的人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扣各种“帽子”，如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甚至修正主义，火药味很浓。尽管如此，讨论主要还是关注学术问题，注重对美学基本问题的哲学基础的探讨。讨论时，还结合了许多生活、艺术的例子来论证，吸引了相当多的人来关心和参与讨论，这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9年，我开始研究美学，也被吸引参加了讨论。第三，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为后来的美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促使美学与教学结合起来，其标志就是组织编写美学教材。 当时，宗白华等先生提出，美学讨论应该注意结合现实，结合艺术实践来讨论，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这样，我就写了从新民歌的角度探讨美的文章，现在看来也有一定局限性，但还是想从实践，从时代的发展中引导美学讨论关注现实，使讨论更有生命力。但如果没有认真地钻研基本理论，结合实践也往往是只限于表面，所以，美学讨论也暴露了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说，现在不是考虑哪一家对或错在什么地方，而是应该考虑，通过美学讨论了解到每个人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有人看到的是正面，有人看到的是反面，有人看到的是侧面，不管他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但都促使你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促使你更为全面地看待问题。讨论也涉及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美学问题，从哪些基本问题入手来研究美学，后来，就逐步转到编写教材。 李世涛：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来看，《美学概论》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美学教科书。应该说，编写《美学概论》已经被定格在中国当代美学中，构成了一个有多重意义的“事件”。编写教材的过程，也是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过程：全面地搜集美学研究资料、积极研究美的本质等疑难问题、培养美学研究队伍。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学概论》的编写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您作为当事人，请您谈谈当时编写《美学概论》的情况。 杨辛：编写《美学概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当时教学的需要，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有美学教研室，但全国还没有一本《美学原理》教材。中国人民大学用的是根据苏联专家的讲义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很枯燥。只靠美学讨论，是不能代替教材编写的，这样，就提出要编基本教材。周扬很支持这个工作，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贡献的。成立了编写组后，开始调人，当时调了周来祥、刘纲纪、叶秀山、李泽厚、朱狄等。
